朝鲜媳妇在华生活：自我封闭 生活在恐惧中【图】

多年来，朝鲜媳妇郑金素代表了一个隐秘的群体——非法越境并滞留于中国的朝鲜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他们在中国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自我封闭的脆弱基础上。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陆续从流经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图们江一侧越境而来，冒着被遣返、苦役、入狱甚至被枪毙的危险，进入中国。韩国统一部2006年的统计称，当时有10-15万朝鲜籍非法越境者滞留在中国。

他们中有的在短暂停留后，带着中国亲戚的援助悄悄回到了家人身边；有的则像泼到泥土上的水，悄无声息地渗入到了广袤的中国城乡；还有些则在辗转数千公里后再次偷渡离开中国。

在没有合法身份、不会说汉语、不知晓路线的多重阻碍下，这些朝鲜偷渡者只能借助外力才能成行。多年来，这在边境已经成了一门地下生意。

这位近40岁的女人在吉林省珲春市已生活了近20年。在这座欣欣向荣的边境小城，她总是将自己封闭起来——沉默寡言，很少外出，避免跟任何陌生人接触，平日除了到学校接送儿子，或是去农贸市场买菜外，她几乎都呆在寂静的家里。

她深爱的家，也是她的秘密藏身之地。

她来自朝鲜，是祖国的“叛徒”。

朝鲜媳妇

“她大概是在1996年冬天过来的。”曾经从事过中朝贸易的朝鲜族商人李世泰回忆道。他是郑金素的丈夫金永南的舅舅。

1998年的一天傍晚，李世泰第一次见到了郑金素。“她又瘦又矮，无精打采的模样”，李世泰说，那时郑金素跟金永南住在珲春东北某个偏僻山村里。

李世泰的姐姐曾试图欺骗弟弟，她说儿媳妇家在吉林农村，是亲戚介绍嫁过来的。但李世泰发现，每当他对郑金素说中文时，对方就一脸尬尴无法回应。第二天，姐姐把李世泰拉进隔壁房间，压低声音说出了实情：媳妇是朝鲜人。

在靠近朝鲜的中国边境山村里，朝鲜媳妇并不鲜见，但又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存在。像许多中国女人一样，现在郑金素有一个忠厚勤劳的丈夫，一个快要升初中的帅气儿子，她跟年迈的婆婆也相处融洽。但除了最亲密的家人，没人知道她的身世。

多年来，郑金素代表了一个隐秘的群体——非法越境并滞留于中国的朝鲜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他们在中国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自我封闭的脆弱基础上。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个群体就已出现在中国。

过去17年中，郑金素只回过一次朝鲜，但那是被中国警方抓住后遣送回去的——1998年冬季，几名警察围住郑金素当时躲藏的那个偏僻山村里的家门，把她带走并遣送回了朝鲜。据说村里有人告发了金永南娶朝鲜媳妇的事。

金永南曾痛苦地以为他永远失去了妻子。但不久后的一天夜里，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郑金素口气慌乱地让丈夫快去接她。

她又一次过江了。

上次被遣返回国后在监狱中度过的绝望时光，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多年来时刻提醒着郑金素：她也不属于这里。

去年春节，李世泰严肃对郑金素说：“你不能一辈子躲下去了”。他说等有机会时，会帮她结束恐惧中的生活。三年前，郑金素的妹妹和妹夫也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在郑金素家里躲藏40天后，他们远赴云南并再次偷渡出境，最终去了韩国。

听完李世泰的计划，郑金素哭着答应了。

地下生意

李世泰的计划很简单：找“朋友”把郑金素运送到云南，再伺机进入东南亚国家，最终进入韩国。

《凤凰周刊》曾披露过逃离国境的朝鲜人进入韩国的“地下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从中国东北出发后，一路向西前往内蒙古，再从陆路穿越边境地带的茫茫戈壁草原后进入蒙古；另一条路线则是一路南下，从云南、广西边境偷渡前往东南亚国家，再辗转前往韩国。这条全程超过4000公里，横跨中国东北至西南的偷渡路线早已隐现多年。郑金素的妹妹和妹夫正是经此路线去往韩国的。

没有合法身份、不会说汉语、不知晓路线……，多重阻碍下，所有的朝鲜偷渡者只能靠外力帮助才能成行。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一门地下生意。

李世泰有三位朋友就曾是专干这行的“生意人”。

58岁的张隆升曾是这个组织运送偷渡者团伙的老板。他现在正蹲在监狱里——因犯下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他在今年第三次被捕入狱。

至少在1998年前后，深陷“苦难的行军”中的朝鲜为张隆升带来了新的“事业”——只要将那些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组织偷渡出境后，他就能按人头从韩国某个组织那里收取酬劳。

在这个跨越多国的偷渡网络中，张隆升承担着最关键也是最危险一环——负责非法越境的朝鲜人在中国境内的接收、藏匿、运送等所有环节。

2001年新年，在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的社论中，张隆升的“客人”却蒸蒸日上。他就像一位事业成功的老板——总是出入于宾馆饭店，随时夹在腋下的黑色钱包里装着厚厚的现金，常常张罗朋友们吃饭喝酒，然后抢着付钱结账。

李世泰不认为张隆升的大方都是出于友情。一次饭桌上，张隆升悄悄邀请李世泰加入他的事业，“只要把朝鲜客人带到指定地点就行”，他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条件。李世泰最终拒绝了邀请，他担心这门违法生意早晚会出事。

事实也是这样——大约在2004 年前后， 张隆升第一次被捕了。但几个月后他就走出了看守所。李世泰猜测，当时张隆升没有被警方抓到太多证据。

没过多久，张隆升便重操旧业。危险重重的偷渡生意远非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他仍然需要帮手。那些没有稳定工作，靠打工挣些微薄收入的朋友们，就成了他捕捉的对象。

业务员

其貌不扬又身材矮小的珲春农民朴正勇，在数年后成了张隆升那数目不详的手下之一。

现年近60岁朴正勇，与年迈的母亲租住在珲春一个紧挨着图们江的边境村子里。在为数不多的朋友眼里，他是个穷困潦倒而又无可救药的老酒鬼。喝了酒后，他敢吹嘘自己能用牙齿咬住铁钉，“用手把它掰弯”。

2009年7月，朴正勇接到了张隆升的邀请电话，成了张隆升偷渡团伙中的一员。收到张隆升汇来的一笔钱后，他很快在延吉租下一套房子，兴奋地期待着自己的“美好钱程”。

两年后，李世泰的朋友老胡，也无意间被拉进了这个网络。2011年春节后，他寄宿延吉的朋友“老赵”一处闲置的屋里。而老赵已接受了张隆升的邀请，为了办事方便，他说服了老胡。

身为老板的张隆升几乎都呆在北京、沈阳两地。他极少露面，没人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但很明显他是位组织偷渡的老手——韩国的组织为他提供着稳定的资金，他有源源不断的客源，通过电话就能调动手下人完成“客人”的接送任务。他同时有好几部手机，而每个号码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更换。

朴正勇跟老胡、老赵就像两处孤立的据点，他们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只要张隆升打来电话，他们就有活可干了——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单接送朝鲜人的买卖。

老胡、老赵住在延吉市一片长有杂草的居民区中，距离汽车站只有几分钟车程。他们的任务也很简单——把朝鲜人接到家里藏匿，再把他们带到车站，买票送他们上车。

2011年3月的一天上午，老赵第一次带来了“客人”——两位三十多岁，穿着像当地年轻女性一样时尚的朝鲜女人。她们已经在延吉的亲戚家里躲藏了一段时间。

当晚，老赵、老胡带着她们乘出租车到延吉客运站，随后帮她们买好了去往沈阳的长途客车票。客车驶出车站后，老赵打电话告知了张隆升车牌号码，预计到达时间，还把司机的手机号码也告诉了他。在张隆升掌控的网络里，会有别人来跟进这辆车的行踪。

一小时后，老赵从ATM里取到了张隆升汇来车票钱和300元酬劳，跟老胡平分了这笔所得。这也是此后他们大部分任务的酬劳标准——每送一名朝鲜人上车，他们只能挣到150元。老胡一直对如此低的酬劳非常不满，但老赵总是劝他知足。

此后三个月时间里，他们那毫不起眼的住处就像谍战电影中的“安全屋”一样，成为近百名朝鲜人的中转地——一对刚越过图们江的衣衫褴褛的吸毒父子；三位曾经在延吉做过色情视频服务的年轻姑娘；一名在中国做生意失利后不堪忍受国内刑罚，从囚车上跳车逃跑的朝鲜商社职员；已经有亲戚去了韩国的普通夫妻……

从东北到昆明

通过无人知晓的渠道，张隆升早已获得这些人的偷渡信息。在他的安排下，有人会带着他们在约定的时候——通常是夜晚，出现在老胡指定的地点。老胡喜欢把地点定在延吉市某些政府办公楼的大门外，“这样的地方晚上很少有人”，他说有助于自己“一眼就看到客人”。

老胡只见过一次把“客人”带来的带路人。那是一位年轻瘦小的朝鲜男子。因为时间仓促，张隆升在这次行动中需要老胡把酬劳现场交给对方。拿到6000元钱后，男子带着老胡穿过马路，在一条小巷里把躲在暗处的三位朝鲜姑娘交给了他，然后转身离去。“我听得出他的朝鲜口音”，老胡说。他很羡慕男子的高收入，但想到对方所冒的风险，他也觉得理所当然。而张隆升也暗示过他，这笔钱还需要“打点”朝鲜那边的其他人。

老胡估计他跟老赵大概送走了90人，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人的最终去向。少有的例外是，有几名朝鲜人曾从韩国给他打来过致谢电话。

在挣钱野心的驱使下，朴正勇认领了另一项劳苦又危险的任务：长途运输。为了提高回报率，他会等自己的“安全屋”挤进七、八名朝鲜人后才出发。他能事先领到活动经费——每名朝鲜人2000元，扣除沿途的交通食宿之类的开销后，剩下的钱就是他的报酬。每个客人能为他带来上千元收入。

多数时候，朴正勇会带人从延吉出发，先乘近十个小时的大客车赶到沈阳，找小旅店休息一晚后，再登上耗时两天多的卧铺大巴车直奔昆明。但他有时需要按照张隆升的指令，独自去沈阳、郑州接上客人后转车赶赴昆明。

漫长路途中，两块钱一个的面包，一块钱一瓶矿泉水，就是这支沉默队伍的唯一食物。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朴正勇要求“客人”路上不要说话，“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交警检查超载情况、汽车发生故障、糟糕天气导致的交通管制，乃至“客人”晕车呕吐，都会让朴正勇紧张不已。

他的神经始终绷紧，每天跟张隆升通上数十个电话，随时报告车程情况。当车驶进昆明客车站，他就大功告成，可以下车离去了。他甚至不用管车上的“客人”——张隆升的手下早已等候多时了。

那边现在怎样了？

郑金素一家正等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时刻。

跟三年前的妹妹、妹夫一样，郑金素将在延吉坐上长途大巴，在朴正勇这类“业务员”的带领下奔向云南。在昆明下车后，有人会带她在出租房、小旅社里短暂藏匿，也可能会让她登上另一辆长途客车，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再穿行十小时，到达与缅甸、老挝有近千公里边境线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云南省一位前边防系统人士称，大约从2000年开始，该省涉及朝鲜偷渡者的案件就逐年增加，偷渡者大多以昆明为中转站，乘车到西双版纳、临沧等边境地区后非法出境。而西双版纳是最容易被选择的出境地点。

从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出发，三个多小时车程就能到达毗邻缅甸的边境小镇——勐海县打洛镇。这里有隐于茂密山林中的36.5公里国境线。

在一些像张隆升和他们的上线——某个韩国组织的协调下，无论到哪里，他们的客人都有人负责接应，并带着他们赶赴下一站，直到安全地点——例如泰国。与蒙古一样，泰国政府未对朝鲜偷渡者实行强制遣返措施，也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

出发时间日渐临近，郑金素也渐渐担心起自己无法预测的结局。她过去从来不关心祖国，但不久前看完一则有关朝鲜局势的电视新闻后，她第一次问了李世泰这样一个问题，“那边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