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简介 孔飞力:毕生探寻中国历史发展动力
中国新年(春节)假期刚过,就传来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于2月11日病逝的噩耗,《叫魂》的作者终于魂归天国。关心中国的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末说道:“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
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与大多数海外汉学家不同,孔飞力主张中国史研究的“内部取向”,他把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的责任交还给中国人。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晚期帝制中国”这个概念逐渐在美国的汉学界(中国学研究领域)流行起来,甚至连美国清史研究会主办的《清史问题》杂志也于1985年6月更名为《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更不用说许多明清史著作的标题中都带着“晚期帝制中国”。
而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便是孔飞力。他在1970年出版了根据其博士论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1964)修改扩充而成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并在书中质疑了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分期。
他在书中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影响力尚且比不上太平天国;但他并没有把太平天国终结的1864年作为中国“传统”与“近代”的明确分界线,他强调,对中国近代不早于1864年界定, 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对历史动力的识别”。
孔飞力率先作出上述概念和分期的转变,其动机乃是历史观的变化;而这种历史观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哈佛学派代际间的学术“内争”,并深刻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众所周知,由费正清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哈佛学派”,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一直稳执西方学术界的牛耳。
有美国“汉学三杰”之誉的第二代汉学家代表人物史景迁、孔飞力和魏斐德,论其师承也都出自费正清。但是在越战背景下,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分别以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和孔飞力、柯文为代表的哈佛两代汉学家之间的历史观出现了重大分歧。
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是“文明冲突论”,中西关系和传统与近代化是其所阐述的主要内容。费正清认为,传统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使之缺乏近代化的内在动力,它只能在西方冲击下被动回应,中国向近代的转型是由西方推动的,这就是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而列文森的“传统—近代”模式(认为西方入侵使儒教对中国社会的管控失效)其实是乃师“冲击一反应”模式的变体。这两种模式都带着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孔飞力更多地接受了年鉴派的影响。他的第二本书、也是其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明显体现了年鉴派“总体史观”下“综合”与“分解”并重的研究倾向,以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等综合的视角,通过一个相对较小的个案——乾隆中期发生在江南的“剪辫案”,分析清帝国从皇帝、地方官员到民众对这一“剪辫吸魂”的“妖术”事件的反应与互动,以此来折射和考察“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他认为,“专制”是后期帝国的特征,但是同时,君主对官僚制度的控制却日益困难,官僚制度反而以其因循惰性成为社会风暴中“应急的锚碇”。
《叫魂》其实可以视为较早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前传”,孔飞力在《叫魂》第二章中对清代中叶人口膨胀问题这一“盛世”下潜藏的危机所进行的分析,符合他对“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化为近代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社会结构的演进,它的演进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的判断。
这种因十七世纪美洲农作物的引进而导致的人口激增,使得社会日趋动荡,与此相对的地方网络(会道门等)的发展,促使各地百姓形成自发的动员机制。
在国家军队日益腐化失能的局势下,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反叛军与其敌人——地方团练(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都在运用这种业已形成的地方网络进行对抗。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地方社会因团练而始的军事化,破坏了原本国家对武力的垄断,从而打破了旧有的乡绅社会格局,中国传统的社会纽带由是走向崩解。
孔飞力因此提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才是中国步入近代的标志,他意在强调,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原因来自中国历史的内部,这其实就是此时尚未得名的“中国中心史观”,是对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所蕴含的“西方中心史观”的反对和纠正。
在晚近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继续以中国为例,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国家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这一“去中心化”的观点。他提出,帝制晚期的中国面临三大难题:如何使精英阶层重获活力,以对抗专制政府的权力滥用?如何控制大批无法被吸收进政府体系中的文化精英的政治能量?如何通过一个相对狭小的官僚体制来统治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这三个“根本性问题”分别对应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三大主轴,如何通过“建制议程”来解决它们,则决定了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进程。
孔飞力追问,这些难题是否意味着“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必定会发生的”?他最后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被我们忽略了”——这个意义就是,“由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建制议程上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需要。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译本P121)这又呼应了《叫魂》中提出的“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之观点。
而从“帝制晚期”到“现代国家”,孔飞力所理解的中国近代史的“剧情主线”(storyline),也从这三本书的前后照应中呼之欲出了。
孔飞力著述不多,结集成书的只有四本,还有一本“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rdern Times”(《华人之于他者:现代时期的移民》),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后转向对华人海外移民史研究的成果结集,目前尚未有中译本,相信也会从侧面反映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