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当夜 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我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事变,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起点。
事变当夜,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除少数部队自发抵抗以外,绝大部分部队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将城市、土地、人民拱手相让。
结果,驻守东北的20万东北军,居然被1万多日军打败。
随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被日军占领。
从此,东北大好河山沦陷于日军之手,长达14年之久。
那么,“九一八事变”当夜,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
多年来,一直以为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
多年来,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日本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指令,造成日军未遇到任何抵抗,迅速占领东北全境。
主流的观点有:
一、学者们认为,张学良奉行的是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其主要依据之一是8月16日蒋致张电,即“铣电”。
二、此外,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老人所写的回忆,也都认为:“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
三、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主帅,应负东北沦亡的主要责任。但是,张学良是主管东北、华北的军政大员,拥有几十万军队,守土有责,在为数不多的日本侵略军面前,竟拱手让出东北,也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
四、“张学良所持态度,自始至终,即是所谓‘不抵抗主义’,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除将日方在东北之军事行动诉诸国际联合会以促日方撤兵外,对张学良之不抵抗虽予默认,同时亦准备作必要之抵抗,后者似未获得张学良之支持。”
五、“在国民政府‘攘外应先安内’的政策下,东北军奉行不抵抗命令”。
然而,据目前史料来看,蒋介石虽然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从未直接地、明文地向张学良及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
所以,当夜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另有其人。
事实上,1931年9月19日上午,蒋介石才接到南京政府急电,报告“九一八事变”,并要他回京主持一切。
当晚8时左右,蒋介石在南昌,给张学良发出了关于此次事变的最早一份电报: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此后,随着日军侵略野心的进一步暴露,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11月中、下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该案决定:“今后关于捍卫国权,保护疆土,本大会授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
蒋介石个人,此时也表示出有所抵抗的态度。他在致马占山的电报中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甚属正当。”
11月23日他又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处为宜?中如北上将驻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
在其日记中,也出现了“决一死战”(10月7日)、“吾心与之一战”(10月17日)等语。
可见,他不仅打算派出南京警卫部队北上参战,而且本人也打算亲临前线督战了。
当然,到最后蒋介石也就是说说而已。因为,他认为还没有到“日寇相迫过甚”“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的地步。
其实,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
追究起来,在“九一八”事变当夜,第一个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人,并不是当时身在北京的张学良,而是身在沈阳、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
当然,他是在战场形势未明,为谨慎起见,所下达的战术性命令。
但是,荣臻的这个不抵抗的战术性命令,在午夜1点左右,得到了张学良的正式确认,从而成为官方的不抵抗的战略性命令,并且导致了后来的灾难性结局。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第一次向南京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即明确表达了不抵抗的立场:
“顷据沈阳臧主席荣参谋长皓卯电称,日军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烂。”
9月26日,张学良再次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于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二、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关东军参谋本部《关特报》(中国)第32号,1931年9月28日,见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资料编微胶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不抵抗的书面命令,有宗旨,有说明,足以表明张学明当时的不抵抗立场。
这些都是当时的证据。
后来,张学良在多次接受历史访谈时,也承认了是自己下达不抵抗命令的。
第一次承认是在1990年: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到台湾采访张学良。张学良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表示:“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第二次承认是在1991年: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第三次承认也是在1991年:
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记录了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
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还说道:“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他还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张学良着重声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当时,唐德刚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50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呢?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又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的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在于凤至手中,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综上所述,张学良在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时,观点都是一样的,公开答记者问如此,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如此。
换句话说,在“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是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看来,倒是蒋介石替张学良背了多年的黑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