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孔安 孔飞力《叫魂》:花大气力拔小萝卜 为了带出泥

《叫魂》是一本奇书。中国历史的园子里,奇花异果甚多,1768年叫魂事件,只是一棵不起眼小萝卜,孔博士花大气力拔小萝卜,所为底事?是为了带出泥。

写18世纪中国史,中国史学家爱歌功颂德,满口康乾盛世鸟生鱼汤,孔飞力反其道而行,从叫魂事件,一叶知秋,推导出19世纪中华帝国没落之滥觞,虽是马后炮,也算得上独具慧眼。

1768年叫魂事件,源于江南水门工程,江湖传言,石匠将活人姓名写于纸片,贴在木桩顶部,会加持某种精神力量,有利施工,那些被写上姓名的人,精气被窃取,或病或亡,由此引起恐慌。恐慌越演越烈,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见到不认识的和尚,道士,乞丐,流浪汉之流,一两句话不合,就神经过敏,不分皂白,群起而攻之或将其扭送到衙门。

在人们看来,一旦让某术士得知自己姓名,就有被叫魂的危险,因此,决不轻易透露自家姓名。这种风俗,在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如《西游记》,金角大王持紫金宝葫芦,呼人姓名,若那人答应,就被吸进去。这种怪力乱神事件,纯属闹剧,但是,民意一旦沸腾,当地官员不得不重视,在古代,无论庙堂江湖,都信天人感应,若官员治理有方,天降祥瑞,若官员无道,天降灾祸,暴乱频发。

苏东坡早年任职陕西凤翔,适逢干旱,压力山大,四处拜神求雨,直到天降甘霖,才喜不自胜,做了篇《喜雨亭记》。

若皇帝不干预,由地方官自扫门前雪, 叫魂事件成不了气候。但是,当时有一种叫魂术,是从某人辫子末端剪下头发下咒,这就触碰到乾隆最敏感那根神经——涉及发辫,兹事体大。有多大?事关大清安危。

让乾隆感到棘手的问题,有两个:谋反与汉化。以辫子下蛊的叫魂术,切中了两个棘手难题的重合处。因此,在乾隆看来,叫魂不是常规案件,而是谋反。乾隆的焦虑不难理解,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华夏,心里难免打鼓,怕占多数的汉人不服,一百多年后,乾隆梦魇成真,孙中山推翻清朝的口号,正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乾隆情商比较高,在初期,他对削发所涉及的谋反问题只字不提,只是不断督促地方官员,抓捕涉案嫌犯,查清事件底里。

叫魂案的嫌犯,分三个级别:剪人发辫者,术士,大术师。剪人发辫者是马仔,术士是中层,真正的大老虎是大术师。各省官员豕突狼奔,只抓到一批剪发辫的马仔,运气好的,抓到一二术士,至于大术师,连毛都没看到。清朝大臣与皇帝沟通,分常规奏折和朱批奏折,常规奏折负责日常事务,朱批奏折负责紧急事务。

当时,官员侦查叫魂案不利,朱批奏折如雪片般在乾隆和各省官员间往来,乾隆在这些“红头文件”中大动肝火,称这些官员为废人、蠢物,读之令人莞尔,想到一句话:得天下蠢材而骂之,不亦快哉。

大术师了无踪影,让乾隆心里更加没底。彼时迷信肆行,草莽庙堂如出一辙,神鬼之事,实属难测,9月7日,乾隆发一道上谕,将叫魂妖术与剃发谋反挂钩。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行省大员诚惶诚恐,搜捕压力逐级下放,做具体事的基层官僚,只好“放卫星”,屈打成招,草菅人命,一时间冤案丛生。渐渐,乾隆对此有所耳闻,下令将主要嫌犯押解北京,交由军机大臣审理。

经反复提审,军机大臣惊奇地发现,叫魂一案,从头至尾,竟是子虚乌有,大术师的姓名,都是屈打成招者随口胡诌出来的。例如,有个嫌犯吃打不过,就胡诌出一个叫张四儒的大术师,衙役根据“线索”,抓住一个叫张四的嫌犯,通过严刑逼供,逼他承认自己叫张四儒。然后好大喜功的行省大员,就借此向皇帝邀功。

查出叫魂原委后,由德高望重的刑部尚书刘统勋出面,告知皇帝真相。乾隆心情可想而知,好在他情商高,下了道文,把全部罪过推给地方官,怪他们玩忽职守,给自己找了通面子,然后宣布停止清缴。那些为赢得皇帝欢心,草菅人命的行省大员,大多只受到降职处分,如山东巡抚富尼汉,事后只是被贬为山西布政使。

而那些蒙冤的僧人,道士,乞丐,流浪汉,死了的就死了,侥幸没死的,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对他们来说,保住小命就是最大幸运,为此,还要山呼万岁,感激皇恩浩荡呢。

1768年的叫魂事件,就是一起乌龙,民众的愚昧、皇帝的专制、官员的自保,发酵了这一切,终酿成全国范围的妖术大恐慌。最后,葫芦僧判葫芦案,不管闹剧惨剧,都草草带过。

如果孔飞力写到此处煞尾,那他就只是个平庸的说书先生,好在他不是,《叫魂》一书,前八章只是漫长序曲,真正的精髓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如本文开头所说,孔飞力叙述这场叫魂乌龙,是花大力气拔小萝卜,而他的醉翁之意,显然不在萝卜,而在萝卜所带出的泥,泥是什么?是皇帝与官僚体制的博弈。

在古代中国,君主与官僚制度互相制衡,又和合共存,权力此消彼长。到了清朝,自有一套游戏规则。乾隆对付官僚体制,有两件法宝:1.利用都察院,对官员进行监督,并让官僚之间互相弹劾;2.对所有官僚,进行三年一次的考绩,频繁调动,防止行省长官在一省坐大。

君主驭官僚,官员亦可反制,皇帝权力再大,毕竟单身匹马,不是千手观音,做不到事无巨细都明察秋毫。高级官僚暗中举荐自己亲信,结为朋党,官官相护,党同伐异,皇帝即便日后察觉,也不好发难。官员反制皇帝的第二件法宝,就是揣摩皇帝心思,非常时期,风过草偃,安全第一。

至于弹劾,说白了,就是冒着得罪同僚的危险讨好皇帝,那些为天下苍生直言利弊的,毕竟是稀有动物。对于这点,官员们彼此心照不宣,风水轮流转,荣辱祸福无常,即便弹劾倾轧,若无绝对把握,也不会把事做绝,而是眼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在皇帝与官员的暗战中,算是打了个平手,皇帝就算不爽,也只能在礼仪中找补自己的天子威严。在清朝,那些被皇帝任命的官员,都要写一份谢恩表,这种谢恩表毫无尊严可言,落款一般都为“善跪”,如湖广总督吴达善跪。

虽有礼仪找补,想必乾隆也是意难平,所以当叫魂案风起,乾隆就借题发挥,把常规案件升级到谋反的高度,整一整各行省的大小官僚。在叫魂这场暗战中,皇帝通过两套缰绳控制官员,第一套缰绳,是常规例法,官员有过,交由吏部或刑部按规章处置;第二套缰绳,是专制皇权,皇帝可凭心情,任意做出或严或松的惩罚:失宠,贬职,罚金,抄家乃至杀头。

对此,官员照样有反制对策,比如消极执行皇帝清剿叫魂的指令,做面子工程,雷声大雨点小;转移视线,以清剿为名,抓捕无为教等民间宗教团体。

孔飞力认为,叫魂是一个事件,一个由头,如《红楼梦》里说的“扎筏子”,皇帝借叫魂扎筏子整肃官员,官员借叫魂扎筏子弹劾政敌,对于普通大众,也有机会在这场风暴中浑水摸鱼,达成自己的目的,如差役借叫魂勒索僧人,民众借叫魂围攻外乡流浪者,发泄戾气。最可怕的,是事件可以人为地制造。

抛开叫魂这些光怪陆离的附加意义,回到叫魂本身。彼时民间妖术盛行,而官僚阶层多不以为然,反映的是普通人无权无势的生存状态,只能借助怪力乱神来寄托愿望。笔者大学时挂科无数,四处碰壁,于是写几首歪诗,自封诗人,给自己的尴尬处境找个借口、镀层金粉,大概也是一种叫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