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的妻子 吴兴华:逝去的人是沉默的森林
我应该用些什么来回报世界的宽容?/——如同经文里所说:无赖的流浪之子/期待着雷霆、闪电和连山烧起的烽火/烧焦羞耻的容颜,沾染着绝望的泪;/寻到如旧的笑容,如旧日张开的手臂——/我,在德行里睡眠,罪恶里游荡的人/曾抬头看见青天,在天幕后面有目光/不见辉煌的马,载着如流星的灵魂,/来去在大气当中;我看见永远的幸福/照耀着如一圈光,无边而纯洁,在周围/黑暗如夜间潮水,从四面怒吼着奔上来/一触着她的边缘,便悄悄退了下去……/今天啊,我用眼泪来证实昔日的梦境,/投身在你的脚下,我立起一个善人。
(原载《燕京文学》)
我不过是一个做梦的人,日夜游荡在缓变的梦里,而不能指示给他人我奇异的梦……可是现在我醒了,我听见窗外卖花女熟悉的喉音,而惊觉自己还是在这劳苦的世界里……
——吴兴华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年底的北平已经完全是日伪管控的天下了。年轻学者吴兴华,父母亡故,带着姐姐、弟弟和三个妹妹赁居在东裱背胡同“浙江会馆”的两间小屋里,生活虽然艰难,然而屋里还是有笑声不断地传出。
每次收到微薄的稿酬,他就会推着自行车进入朋友的小跨院,脚还没有迈过门槛,兴冲冲的声音就起来了:“我给你们带杏仁饼干来啦!”翻开两卷本《吴兴华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卷首的两张吴兴华先生的照片,嘴角依稀带着笑容,眼神直直地盯着你看,而这目光后面是巨大的空白。每一帧逝者的像片,如同尘封后的历史档案,诉说着历史一旦成为空白后的惶恐和慌张,因为如果历史终结了,我们就是无依无靠的漂泊者。
这两幅青年书生的像片后面,我们略记吴兴华历史档案如下:
吴兴华(19211966),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塘沽。1933年由天津南开中学转入北京崇德中学,初中毕业旋即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师从《老残游记》的译者谢迪克HaroldE.Shedick教授治西洋文学。
尤其可观者,吴氏既淹通文史旧籍,又雅善新诗写作,年仅十六岁就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吸引文坛注意力。抗战期间开始进入创作旺季,在京、津、沪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大量的诗作、翻译和评论。
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而被错划为“右派份子”,1962年“摘帽”。文革中被划入“劳改队”并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殴打和抄家。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劳改”时,惨死于红卫兵的暴虐。
读《吴兴华诗文集》,发现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以后的疼和巨大的悲凉。吴兴华先生的诗歌我们且不说,他的文则让人不断地倒吸凉气。今日身处学界,总是感叹学术失范,讨论的问题多为架空和虚设,议论的方式也流于想当然。引进西学,核心是引进一种学术思路、范式和问题意识,当然这三者是相关联的,能在这三点上有真正的领悟,才可以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作为学术的根源性的资源发挥出来,才能真正形成对话的多元格局。
夏志清先生曾有言,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锺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
陈寅恪作为学术大师,他主要还是在国学范畴内讨论,我们暂且不论。钱锺书和吴兴华则都是将自己的议论的触角涉及东西两个领域的,但是两个人还是有极大的不同。可以从一件小事情说起,钱锺书先生在西洋读书,未必受到西洋老师的深爱,有专业过不了,而自己本人也终究不循西洋的道路去做博士学位论文。
然而,吴兴华先生在燕京大学就学期间,深得英籍导师谢迪克赏识,他在48年之后追忆说,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乃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批评界巨擘)相匹敌。
”我们大可以推测钱锺书先生和吴兴华先生的差异在于,钱先生是以西方材料和资源支持他的“打通”的野心的人,文章结构的方法又拒绝西方的论文范式,而专喜于中国传统的笔记体,这里面博学的基础滋养出纯粹东方的才思和诗意。
吴兴华先生的文章却是两条线作战的,一条是西式的论文风格,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同时兼容了中国的传统扎实考据基础,另一条路线则全然是中国式的历史考据,史书汇校,精彩如“读《通鉴》札记”和“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
所以,流传着钱锺书和吴兴华曾经畅谈古诗源流,钱先生对吴先生的博学大加赞赏(文卷第278页),其实大抵说明两人的交集在于旧学的根基确实太好,未必不隐含着两人对东西嫁接和交流的异趣。
吴兴华先生在1963年发表的他的代表性论文“《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此文可以看成先生研究的典范,虽然有着时代强加的阶级分析的局限,但是依旧提供了一种国人用西式框架处理问题的典范,其中又渗透了研究的中式考据的韵味。
关于莎士比亚与现实的关联,吴先生起笔就显出破题的逻辑力量,宏观议论时在点名提及的言论背后显出理论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来自言语背后的留白,这是好论文和一般论文的最明显差异。吴兴华先生的这篇论文好得像海明威的小说一样,文字所及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一部分,不见之处皆可引发联想和深思。
吴兴华先生当然是博学的,但是与其说是博学,不如说是规范和严谨,不如说有一种西方学术之美。一方面,他的博学不是那种杂呈和跳跃,也就没有钱锺书先生那些令人羡叹的“通感”,满纸满书的跃然,但是却总给人西式论证的逻辑力量。
例如,上面提及的文中涉及“黄金的羊毛和杰孙”的典故(文卷第68页),吴先生虽然没有指出这个希腊神话的渊源,当然更不会像美国发现频道一样,推演出黄金羊毛是乃河沙中筛金的工艺,将神话改为史事,他只是简单注解这是当时的一个通用语,让人有不过瘾的感觉。
但是在另一个角度,吴先生也有他的阔大视野,他在讨论莎士比亚时代的高利贷问题时(文卷第70至79页),却拿出经济学著作、法令档案等资料,烘托出莎翁台词中的社会态度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这种论述方式有一种跨学科领域的交叉印证的美感。
这种美感最为主要的不是学识渊博造成的,而是研究视角和使用工具的广阔产生的,时至今日这种研究依旧可以作为文科研究生的论文典范。
这篇文章洋溢着一种论理之美,但是却没有钱锺书先生的那种跨越时空的想象带来的某种潜隐的戏剧性和抒情性,所以莎翁和社会背景的关联性也就缺乏对艺术创作者的灵性共鸣,总是有点美女的解剖图般的理性和隔膜。
吴兴华先生在西式理论框架的处理中,精彩地兼容中国考据之美,在繁琐中显得缜密和精致。考据之美在于将文本对照验证,不仅是引经据典的渊博,而是让这些证人和证词当堂对质。中式考据的细致处理文本的功夫,不是现在所谓“文本间性”或者文字背后的“主体间性”的解构之美,而是罗致和成列之后,找出说话的破绽,有着让人示众的快感。
吴兴华先生的论理背后的这种“呛声”之意气,是时代使然?抑或是中国文人的博杀传统使然?这是这本文集背后的大故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背后的大故事。在这个大故事里面,吴兴华先生其实是一个兴奋的咏唱者,记得那推进小跨院的自行车声吧,还有他在夜里在诗歌里曼妙地歌唱:
“月亮圆时那森林是什么样子呢,我要告诉你
金色的轿子匆匆的赶过去了
……”(摘自“森林的沉默”原载《新诗》1937年7月第2卷第3、4期)
作为诗人的吴兴华先生是一位工笔的歌咏者和梦者,他在翻译西方诗歌和戏剧中创生一种音乐上的新古典美,同时也在接续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和词汇,他在构想着古人的生活,在诗歌中探索了一种叙事的过程。他的议论即使有些热烈的部分,但还是那些柔软和脆弱。
再看吴兴华先生的照片,硬的脸部线条和柔软的气质,如同散发着花的芬芳的芦苇,这芦苇本应该比大树抗得住骤风的,然后它折断了,随风成了逝去者。作为逝者的吴兴华先生也许在远处低语着:“今夜如被一个噩梦追逐的人,我终于
来到这溪水旁穿过充满芳香的黑夜
风已睡去了,芦苇的微语在远方消失
……”(诗卷第120页)
逝去的人是一座沉默的森林,我们如果想要倾听,就要让风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