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什么是文学 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谈莫言:苦难是他的第一摇篮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时,旅美学者刘再复正在泰国讲课,他于次日到达香港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专访。此时的香港,莫言的书一天之内几乎销售一空。这些年来,刘再复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向瑞典学院推荐中国作家。围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话题,他向本刊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

母语的胜利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莫言的获奖?

刘再复:这是我们汉语作家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不管谁得奖,都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方块字的胜利,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不要被各种政治概念所遮蔽,也不要被各种政治表象所遮蔽,莫言就是莫言,他是个巨大的存在,是个天才级的作家。

1992年,我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给马悦然送了一部《酒国》的复印本。我只有一本,舍不得给他,就复印了。好几百页,在复印机旁腿都站酸了。我非常欣赏《酒国》,整部小说充满想象力,既充分现实,又超越现实,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童年时代的苦难造就了莫言,使他对现实生活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经历的饥饿体验,恐怕中国以外的任何作家都无法跟他相比。苦难是莫言的第一摇篮,是他的天才催化剂。

人物周刊: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您认为莫言处在怎样的位置?

刘再复:现在不要小看中国的当代作家,我一直说中国20世纪有两次文学高潮,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80年代。80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莫言和这些作家都是80年代之子,我相信他们已经进入瑞典学院的视野了。现在最主要的是作品翻译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情况是怎样的?

刘再复:瑞典评审委员也不是三头六臂,能读中文的只有马悦然一个,其他都得靠英文瑞典文阅读。所以,必须翻译好。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得益于葛浩文教授,他最喜欢莫言,莫言的大部分书他都翻译成英文。我跟葛浩文相处时,每一次他都谈莫言,萧红和莫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莫言的瑞典文翻译主要得益于陈安娜,她是一个很聪明、很用功的瑞典知识女性。

人物周刊: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刘再复:最主要的因素是作品本身的水平和质量,其次推荐人也很重要。像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就特别喜欢莫言,他真诚地推荐莫言好多年了。

人物周刊:什么人有推荐权?

刘再复:4种人有推荐权:一是大学的文学教授;二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三是国家级作家协会主席;四是相当于作家协会机构的主席,比如国际笔会主席。

人物周刊:您都推荐过谁?

刘再复:我曾经推荐过巴金,但没有被接受,后来推荐高行健就被接受了。

人物周刊:莫言可能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后,他遭受最多的是政治上的批评,您怎么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刘再复:我觉得瑞典学院的选择是超越政治的,仅着眼于作家的文学水平、文学质量。作家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自由,瑞典学院不干预这种自由。前苏联作家得诺奖的人里面,有的跟政府是不合作的,比如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也有跟政府合作的,例如肖洛霍夫,他是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但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确实很好。

何况莫言完全是文学中人,离政治很远也不太懂政治。他浑身都跳动着作家的良心,从不回避黑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呼唤,对于数十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政治荒诞现象,他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

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他进行10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

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惟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选择的可能。

瑞典学院正是透过这种政治表象而把握莫言的真实文学存在,坚守文学的视野所以才赢得世界的尊重。

我们过去的文学批评最大错误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标准主要考察两方面,一个是作品精神内涵,一个是作品审美形式。惟一的标准应是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既不能设置政治法庭,也不能设置道德法庭,只能做审美判断。

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人物周刊:您跟莫言有怎样的交往?

刘再复:我跟莫言最初交往是80年代中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军艺文学系主任是写过《我们播种爱情》的徐怀中将军,他主持作家讲习班,请我去给学员们开讲座。

学员里面,当时最著名的是写过《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他很有才华。此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莫言、刘毅然、雷铎等,他们思想活泼,写作能力很高。我到美国之后,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葛浩文请莫言到科罗拉多大学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在座的刘再复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还送了莫言一顶科罗拉多的牛仔帽。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特立独行的牛仔。

大概是1995年,葛浩文要到中国看莫言,问我是不是也写一封信给带回去。我在给莫言的信中写道:高尔基说过,托尔斯泰如果是生活在大海里,肯定是条鲸鱼,我希望你在文学沧海中也能成为一条鲸鱼。他给我回了3页纸的信说:你鼓励我当鲸鱼,可是我们社会却太多鲨鱼。

人物周刊:您对莫言的印象?

刘再复:我的第一印象是:莫言是个赤子,满心天真;第二印象是:莫言浑身充满创作活力,很像法国的巴尔扎克(尽管他的创作风格更近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三印象是他满肚子都是故事,他到我家里时,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老师学生都来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让大家目瞪口呆,又让他们笑得前伏后仰,他真是个幽默大家。他说小时候他和他的同学在高密饿得不仅啃树皮,还啃煤块,乡村小伙伴们个个啃得牙齿都非常坚硬、非常犀利。后来有些人去当电工,电线本应用线钳剪,他们用牙齿一咬就咬断了。他妈妈被分配到生产队磨米,想偷点米出来,可是门口都有人站岗,结果他的妈妈就把米先吞到肚子里,回家后用筷子一撬,吐出来给他们吃,所以,才有了献给母亲的《丰乳肥臀》。莫言既有苦难的体验,又充满了灵魂的活力。我们考察一个作家就要看他有没有灵魂的活力。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刘再复: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故乡,又是他创作的第一摇篮,故乡和摇篮的饥饿贫困苦难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他的故乡,写的是普遍的人性,还有普遍的人类生存困境。莫言很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看到“文革”之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被教条所窒息,需要生命的重新爆发。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甚至到《蛙》,都是生命的呼唤,生命的燃烧,生命的大觉醒,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就称他为“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谦虚地称我为老师,其实我更多地向他学习。他给我最大的启迪是,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