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中国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开拓外交学研究的新议题

第一,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国内层面同国际层面之间的交融日益加深。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无法简单地用线性的"自内向外"和"自外向内"的关系来描述外交行为的整个过程。由于信息、资本和人员的高速流动,国际社会形成了立体网络化的交往体系,外交学无法以一种通则性的固定分析模式来研究所有问题。

在研究中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国内团体与国际团体形成的临时性的压力集团网络,这些网络中的利益输入和输出是如何进行的;一项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否牵涉其他领域的利益分配,是否需要预估受到波及的领域中可能出现的后果;如何塑造和推广新的政策理念并建构某种新的价值观,从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国内各种行为体对政策有何种反馈,能否成为推动政府寻求修订某些国际规则的动力;在全球的各个问题领域中,如何提升国内精英群体在国际专业问题领域的参与广度和深度;如何基于本国的成功经验创造引领全球政策革新的新理念。

对于这些议题,必须从国内和国际之间的互动关联中加以考察。

第二,技术力量与外交关系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交通技术的革命使多边外交和峰会外交成为备受瞩目的外交形式,通信技术的革命则让外交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空间,外交与互联网的关系将成为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研究领域。

国家间的合作、竞争和冲突不再局限于地理空间,而是拓展到网络空间之中。美国政府利用互联网进行价值观渗透和舆论引导,甚至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进行颠覆政权的活动。因此,互联网日益体现出明显的政治性,甚至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交工具。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维护网络边疆,进而维护国家安全,成了一项重要的外交任务。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使公众舆论同外交活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网络空间中的重大舆论波动直接影响着外交活动的开展。

第三,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外交部门的角色和功能。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化,一些国家开始对外交部门的调整进行探索。例如,法国外交部曾提出,其部门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之更加符合全球化趋势,迎接全球化挑战;美国国务院则设立了专门负责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职位。

负责应对各种全球问题的部门将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一方面,数量不断增加的国际组织在职能上存在交叉重叠,增加了外交部门处理自身同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全球问题使外交部门面临越来越多的机构设置和重组的问题。

第四,需要关注外交谈判的新群体和外交活动的新使命。谈判是外交活动的核心内容,在全球治理日益专业化的背景下,吸纳专家参与谈判是外交谈判中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如何发挥专家在外交谈判中的作用,并提高国家在专业领域中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是外交学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此外,全球化催生出许多外交新使命。例如,在跨国商务、出国旅游等活动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外交部门如何维护本国公民及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在网络新媒体不断壮大的背景下,外交部门尤其是驻外使领馆如何开展网络公共外交,澄清事实,阐明政策,吸引驻在国公众的关注,并建立有利于本国及双边关系的舆论氛围;在经济活动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的背景下,外交部门如何使外交工作与本国的经济利益相得益彰;在各种跨国问题相互连带纠缠的背景下,外交部门如何在功能领域提升外交质量,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维护国家利益。

这些新的使命对于职业外交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实现外交创新的契机。

在一国内部问题的背后,往往有着深远的国际根源,同时,国际问题也与一国内部的变化息息相关。外交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考虑国内诉求和自身利益,还要将全球性、地区性以及国家间的关系纳入到政策评估的范围之内。此外,突发事件可能在网络空间中迅速得到关注、放大,直接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面对新的挑战,如何利用不可替代的优势发挥作用,并通过功能的调整拓展新的外交空间,这是外交部门在新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专家是对外交谈判队伍的重要补充,要使他们成为参与外交谈判的新群体。这些都是外交学必须关注的议题,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开拓。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