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是周恩来之弟周恩寿6个子女中的老大,是周恩来的嫡长侄女,生于东北哈尔滨。周家一直是男丁兴旺,女性稀少。以周恩来这一支而言,祖父亲兄弟5人,没有女性;父辈亲兄弟4人,又没有女性;到了周恩来自己这一辈是亲兄弟3人,还是没有女性。
所以,周秉德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因此,她的降生,使整个周家的人都十分高兴。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居住天津,还特意请人帮她写信到哈尔滨,表示对这位孙女降临人间的祝贺;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八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
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
可以说,她是当时周家人的掌上明珠。新中国成立后,12岁的周秉德随父母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开国总理、也是她亲伯伯的周恩来身边。 新中国刚诞生时,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所以,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基层行政工作者,他们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资,每月仅发少量的津贴。
各位领导人在身边的子女和嫡系亲属都由组织上安排他们的生活。周恩寿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贴不高,他要养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难。
没有亲生子女的周恩来就让弟弟把大的孩子交由他抚养。这样,周秉德就成了最早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来到伯父伯母身边的晚辈。她的少年生活是幸福的:每到星期天可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家,还可以参加当时中南海里专为领导人举办的舞会,陪伯伯或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
同时,由于在中南海,她还可以见到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等成为好朋友,在她少年时代用的留言本上还留有毛泽东给她的亲笔题词。
1952年,周秉德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中毕业,是升高中日后好上大学以至出国深造,还是报考别的学校,她有点拿不定主意。 就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周秉德看到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
影片的女主人公瓦尔瓦娜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忘我献身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少女周秉德的心。教师的职业真是太神圣、太伟大了!她下决心要去当一名人民教师,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星期六回到西花厅家中时,周秉德满怀激动的心情对坐在一起吃饭的周恩来夫妇宣布说:“我有一件事情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不准备考高中,想报名考师范学校。”“那好啊,和我一样啊!”邓颖超高兴地接过侄女的话茬,“我原来也是当老师的,而且当年才16岁。
做老师非常有意义,何况我们国家又非常需要从小培养各种人才的老师呢。” 邓颖超一边说一边望了望正低头吃饭的周恩来,接着说:“我已经同意了,你怎么不说话呢?”周恩来听了之后,轻轻地放下手中的筷子,深情地望着自己的侄女,显然,他对侄女的这一选择是满意的,他对邓颖超说:“有你一个人说就够了,得让她有点独立思考嘛。
你说了我再说,她压力不是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了。
况且,秉德还应该听听她自己父母的意见吧!” 周秉德的父母心里明白,孩子们要想有前途,必须靠自己努力奋斗,绝对不能奢望伯伯这棵“大树”。秉德学习成绩优秀,又正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人才奇缺的年代,她上高中、大学以至出国深造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她的妈妈希望她上高中,即便想当老师也可以高中毕业后报考师范大学。无奈秉德自己已下定决心,父母也只好同意了。这样,1955年秉德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到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后来又被组织上选调进朝阳区委宣传部。
就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工作上也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但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走出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曾与周秉德有过许多次的交谈。
我第一次认识周秉德的时候是1988年3月5日,那天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奠基的日子。她和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等一起来参加。下午,她又应邀到淮阴为周恩来童年读书处对外开放揭幕,并且代表周家亲属讲了话。
那也是她第一次回到老家,但那时她还不认识我。我们彼此相识则是她在《华声报》任副社长的时候。 那是1991年的10月间,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在即,可是征集到的原件文物却只有一两件,我们心急火燎地赶赴北京,几经打听,连夜找到了周秉德的家。
她既是周恩寿的长女,又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先生的嫡长孙媳。当我们向她说明来意后,她沉思着为我们倒茶添水,一会儿才缓缓地说:“说老实话,伯伯的一点纪念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给你们呢!
”稍停,她才又说,“不过,既然我伯伯的纪念馆建好了,没有文物陈列怎么行呢。” 她说得那么通情达理,几句话就在我的心目中树起了老大姐的形象。我们理解地点点头,静静地听她介绍。
周秉德深情地回忆着往事:“当年伯伯去世时,我们心都碎了。当七妈(指邓颖超)给我们分纪念品时,我望着伯伯的那一堆旧衣旧裳,泪水止不住汩汩地流。我哽咽着对七妈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把伯伯一件穿得最旧、补丁最多的衣裳留给我做个纪念。
’于是,工作人员流着泪把伯伯的那件睡袍递给我。这件睡袍还是供给制时组织上发给伯伯的,他老人家已经整整穿用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坏了补,补了穿,从不让人换新的。那时,国家棉布供应还十分紧张,他也没有多余的白布做补丁,他身边工作人员只好把口罩纱布、破毛巾等统统补了上去,以至大补丁小补丁层层叠叠,数也数不清,不管谁看到这件衣服都会心酸落泪。
大家称这件睡袍叫‘百衲衣’。
但是我没收多长时间,就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去了。现在还留存身边的只有伯伯的一件白衬衫和一套法兰绒中山装。” 说着,她从里屋把周恩来的这几件遗物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我们面前。借着灯光,我们看到周恩来的白衬衫也已经换了领口和袖口,衬衣肩部还缝了许多针,肘部竟斜补着一个长方形的补丁。
那件中山装也好不了多少,名为法兰绒,其实“绒子”都已磨光了。 周秉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把这几件周恩来的遗物交到我的手上。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把这几件珍贵的衣服紧紧抱贴在胸前,又不由得向秉德大姐投去敬佩的目光。
有了第一次和秉德大姐的接触,以后我就成为她家的常客了。记得1991年10月,我们又因周恩来纪念馆的事赶赴北京,住在天安门东侧的一家小旅馆。
联系上周大姐后,她骑上自行车找到我们住地。看我们住的地方是只有三四元钱一宿的地方,她很感慨地说:“我伯伯一生勤俭,你们作为建他的纪念馆的人也秉承了伯伯的做法,我们周家人十分感谢你们。
但是现在经济发展了,群众生活提高了,你们也不要过分亏待自己才好。”于是,她在和我们谈工作之余,又主动帮我们联系了位于北京百万庄南街的华侨补校,对周秉德大姐的这一安排我们至今都十分感激。 也就是那次在她的办公室,周大姐将1964年8月周恩来利用星期天召来在京亲属谈家史、谈“过五关”时,由她亲笔记录、并由邓颖超亲自阅改过的记录稿复印交给我。
她还谦虚地说:“关于我们周家的事,你们还可以多找一找周尔鎏。
伯伯曾经让他的父亲周恩�整理过我们周家的家谱。” 1992年元月6日,是周恩来纪念馆开馆的日子,周秉德没能前来淮安参加开馆典礼。但她还是专门从华声报社派了一名记者,背上500份刚刚出版的、上面刊载有笔者写作的《永恒的怀念――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工作始末》的《华声报》赶到淮安,并让这位记者带给笔者一封信: 秦科长、馆长并呈淮安市长、书记,省长、书记: 祝贺“周恩来纪念馆”的落成。
现正值年初民主评议党员,我又是负责党务工作,又有伯母大人之嘱,实在无法前往祝贺,深表歉意,现派一位记者前往采访,回来定将认真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