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骂章士钊只会放屁 昔日好友如何闹掰
陈独秀与章士钊相识之初，二人交往不深，都不过二十出头，陈独秀大上两岁。而二人此后40多年的交往中，分分合合，有互相扶持，有笔墨争端，而今想来，真是令人唏嘘。
陈独秀与章士钊的交往，始于1903年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那时章士钊在那里读书，与陈独秀的好友安徽人汪希颜交往甚深。那年夏天，陈独秀为了躲避清政府的逮捕，从安庆逃到上海，不久便参与编辑《国民日日报》，而章士钊正是该报的主编。
为了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同时又保证稿件质量，陈独秀和章士钊往往要一字一句地推敲。待版面排定后，还要阅读全稿，以防有错字。这样，两人常常要工作到午夜之后。这种艰难与共的生活，使他们成为好友。有时即使只要一个人加班，另一人也要守在旁边，不去休息。
《国民日日报》只存在了4个月，便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停刊。陈独秀不得不离沪再次回到安庆。然而他与章士钊的交往并没有就此结束。1904年，一些反清人士在上海组织“暗杀团”。陈独秀在章士钊的一纸信函召唤下，来到上海参加了“暗杀团”。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先后东渡日本，创办和编辑《甲寅》杂志。他们的友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深厚。1917年陈独秀到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在蔡元培支持下，于同年9月聘章士钊为文科哲学门教授，讲授逻辑学。他们本来可以在全国最高学府一展才华，携手共进。然而，随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他们却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
护国倒袁之后，陈独秀等鉴于辛亥革命创立共和政治的失败，试图从文化领域寻找改革中国之路，坚守在思想文化领域，并因领导新文化运动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而章士钊则坚持政治改造优先论，混迹于政界，与新思潮渐次脱离，在思想界失去了他的影响力。章、陈二人的思想差异越来越大，终于分道扬镳。
1921年，章士钊因从政失败，决意脱离政界，重回学术界，并决定先去欧洲游历，考察战后欧洲社会思潮。章士钊去欧洲游历一趟后，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922年9月回国之后，非代议而倡职业自治，诋欧化而鼓吹农村立国，排斥新文化运动而鼓吹礼教复兴，反对白话文学而捍卫文言文学，走向了保守。而陈独秀当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其思想主张与章士钊格格不入。
章士钊鼓吹农村立国，陈独秀竭力反对，称之为“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说章士钊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并时不时在报刊上对他这位“廿年老友”的农村立国的主张不痛不痒地讽刺几句。
“三一八”惨案后，陈独秀气急之余，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要和他绝交，说：“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了，我和你绝交。”写完之后，即用快信寄出。到1927年，章士钊复活《甲寅》周刊时，陈独秀更是嬉笑怒骂，绝不留情面。
陈独秀发表文章骂道：“章士钊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了段祺瑞的钱，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了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其实，章士钊办《甲寅》月刊，也就是用黄兴的钱办《甲寅》的时候，陈独秀本人就是章士钊的重要助手，现在他骂起人来，连自己也带进去了。
不过，章士钊倒没有公开骂陈独秀，相反对于一些思想保守的青年学子激烈地批评陈独秀的行为，章士钊还提出了规诫。这倒是颇可见章士钊与陈独秀待人接物之不同。
1933年章士钊义务为陈辩护，为他们的友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1932年10月，陈独秀因提出反日、反国民党的口号在上海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彭述之等。10月19日，陈、彭等又被连夜押往南京。那天晚上，在被押往南京的火车上，陈独秀依然是鼾然大睡，一时传为美谈。陈独秀被捕，成为哄动一时的大案，人称“陈彭案”。 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决定将陈独秀“交法院”公开审判。陈独秀一完全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二虽然没有钱请人辩护，但由于这个案子的影响力，许多著名的大律师都愿意义务为他辩护。
但陈独秀最终还是选定他的老朋友为自己的辩护人，当时的章士钊已经是上海“章士钊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这主要是陈独秀了解自己的老友，信任自己的老友。而章士钊之愿意为陈独秀辩护，并不是为了钱，他的律师事务所那时光手下有帮办20多人，每月收入有近万元;当然也不是为了名，章士钊早年办刊物时，就已名满天下，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友谊。
章士钊当时的辩护词洋洋五千余言，逻辑严密，重在讲法理，而较少讲法律条文，针对起诉书以及审讯事实，逐款批驳了检察官加给陈独秀的罪名。但是章士钊只是从有利辩护的角度，对陈独秀的政治主张，不无善意歪曲之处。尤其是说陈独秀有功于国民党一点，很让陈独秀不满。
陈独秀刚直不阿，宁死也不容他人“玷污”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章士钊注重的是判决结果。不可否认的是，章的辩护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陈独秀终审被判有期徒刑8年，实际服刑4年零10个月，于1937年8月获释出狱。
陈独秀在身陷牢狱，章士钊不计前嫌，力挺好友，并在必要时出手相助，自然让陈独秀倍感宽慰。虽然二人思想政见不同，但友谊仍存，真是可叹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