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称中国面临两大挑战 从农商文明转向工商文明
没有可靠的农耕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整个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生死存亡的考验中，不可能有辉煌的文明记录，也不可能有现代的文明转型。我们要搞清楚一个事实，一个腐朽的文明是不可能转型的。一个文明还可能转型，是因为这个文明还有内力。转型，意味着以内力接引外力对它转型的催迫，内外呼应，才有新的中华文明形态。虽然在工业文明的对照之下，农耕文明尽显它的落后。但对于古代文明形态来讲，中华文明能以农耕文明来坚实奠定自己的物质基础，其发明、创新、开拓，值得表彰。
首先，要肯定它是一次伟大的突破。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有着领先世界的精细农耕技术，开发了很多有利于集聚经济财富的农耕技术。并创造性地融合从中东、南美传过来的种植技术，解决了人口庞大的黄土社会从古至今文明发展的经济需要和财富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去总结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农耕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开拓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强调的是，中华文明在农耕物质文明发展上的经济开拓，还吸收了游牧文明农耕化的养殖智慧。从而拓展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混合生产方式，促成古代东方辉煌的经济文明形式。
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工业文明就自贱，说自己什么都不行。在物质文明心态上，态度必须是两立的。一方面承认农耕文明的伟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只是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因为我们面对新的处境，中华文明物质开拓的传统被迫中断，因为它面对一种更为有效的物质文明形态。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必须由传统的农耕文明转型为现代的工商文明。到了全球化时代，经由工商文明的建构，使得文明形态的经济开拓形式或者物质手段的获取形式，抑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勾连发展的结构，实现重大突破。这对中华文明经济开拓塑就的农耕文明形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对中华民族来讲，当代仅仅实行了四十年市场经济，GDP就重归世界前列。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的经济开拓上还有着非常重要的、灵活的文明适应能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源自西方的工商文明经济开拓方式，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虽然努力迈进市场经济，但直到今天，欧盟、美国都还没有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对内讲，我们的市场经济确实携带着太多的反市场和非市场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出现很多问题。这也构成中华文明经济开拓的一个现实难题。更重要的是，从农商文明转移到工商文明，对中华文明传统习性来说，构成了两大挑战。
第一，按照日本经济学家所说的，西方在发生技术革命的时候，东方出现了勤业革命。西方出现技术革命，能工巧匠引导经济；东方人依靠奋斗和努力，也保有某种增长契机。但勤业革命最大的限度，是无法实现规模化的商业生产，财富积累的几何级数增长更无可期。所以勤业革命永远无法跟工业革命相媲美。直到今天，中国人其实还是以农耕文明的艰苦精神和勇于开创的干劲来进行工业建设的。我们的工业技术，以生产不出合格的圆珠笔呈现出某种内在缺失。事实上，包括工业精准性要求在内的工业习性，迄今还没有进入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之中。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意穿行马路、经常迟到、难以合作行动等反工业习性就知道，我们民族的工业素质还较低，必须坦率承认，认真改善。
第二，我们今天的商业活动习惯主要体现出的，还是农商文明的习惯。在国外，在非常艰难的工作环境要求下，华人都能够赚钱。对西方人而言，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第七天笃定要休息。但华人不会休息，我们没有那种基督教信仰，我们信仰的只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结果侨民国家的同行把华人恨得咬牙切齿，说中国人不讲行业规则。其实这只是农耕民族的商业习性而已——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拼力换取微薄的收益。现代工商文明的经济开拓精神，把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创造突破和财富生产、现代商业规则意识与法治意识结合起来，实现了经济开拓的伟大突破。也唯有如此，中华民族的经济开拓才可望真正进入一种现代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