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线鸡：10元一次出卖身体【图】
在云南个旧工人村，很多所谓的按摩房、洗头房里面都是暗红的灯光。当地人知道，这都是“红灯区”。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她们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周围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她们取了个名字：“毛线鸡”。
“毛线鸡”
人们后来发觉，即使是城市的衰败，也有着潜藏的次序：曾让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工人村，却成为了最先坍塌的地方。这些曾经光荣的劳动者，只靠数百元不等的低保或下岗工资过活，“连肉也吃不起。”下岗女工张琴说。
如今，似乎只有狭窄巷道里以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的廉价性工作者，才是工人村里为数不多的劳动者了。等客的间隙，她们总会搬张小凳坐在房前，拿出针线，打毛衣、织十字绣，或是纳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
时间久了，工人村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了她们一个新名字——“毛线鸡”。
通常选择工人村的，只有最卑贱的性工作者。一部分是本地下岗女工，另一部分则是外来农村妇女。她们绝大部分都已结婚生子，老公一般在个旧市内做临时工。
她们涂粉底、描眼线、做美甲，甚至穿丝袜，却也遮不住脸上的皱纹、吸毒留下的针孔，还有因艾滋病毒而逐渐溃烂的皮肤。这总让宋爱华感慨：“外面都在变好，只有这里慢慢变烂。”
人们总是轻易将工人村的沉沦，归咎于这些年迈而贫穷的性工作者。一些老人吃过饭后，常会搬把椅子，坐在门口骂：“都是你们把这里搞烂了!”
2009年，个旧大屯镇上搞矿山合并改组，王莉的老公提前下了岗，帮人开出租车，生意惨淡。
无奈之下，35岁的王莉在工人村租了间棚屋，成了一名“毛线鸡”。她每天唯一的安慰，是把剪下的纸花一朵朵串起来挂满房间，“有点家的感觉”。
王莉的丈夫不反对，却总是沉默着。每天晚上11点，丈夫会到工人村小巷子口接妻子回家，有时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蹲在门口等。
从1990年染上毒瘾开始，罗丽华在工人村流浪了10年，在垃圾堆里接客，也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无人知晓，也从未接受过救助。
直到2003年，从矿工同样沦为拾荒者的浦正书把她领回了家，当作“妻子”照料。两人在一栋不通水电、用纸板糊住窗户的废弃小屋里相依为命。
这样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又一个10年。2012年1月，罗丽华因艾滋病发作去世。浦正书却无力支付高昂的尸体保管费及火化费。
这些年，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一共送走了48个因艾滋病去世的姐妹。因无力支付火化费用，大多不能领走骨灰。
这些生前寂寂无名的性工作者，大都会送入焚烧炉，喷不起焦油，只能来回翻滚，并最终由轰鸣着的鼓风机，直接将骨灰吹散。
这让李曼觉得心酸：这些终日在工人村劳作的姐妹，命原来比粉末还轻。
李曼，以预防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为目标的民间组织“苦草”负责人，她经常会到工人村给“毛线鸡”们派发免费避孕套。“毛线鸡”栖身的地方，位于云南个旧工人村。这里曾是繁华所在，是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家园。半个世纪过去，工人村成为失意者最后的乐园。
充斥着下岗者、退休工人、无所事事的失业者的工人村里，“毛线鸡”们反而是为数不多还在“工作”的人。她们卑贱而坚忍地顶着这个名字生存着。李曼有时也会和这些性工作者们聊天，她们许多人不甘于沉沦，但无力选择。
云南个旧工人村社区，这些被称为“毛线鸡”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前，一边织毛衣、刺绣，一边等待客人。“10元店”的姐妹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大多曾经历下岗、失业、再就业、再下岗的痛苦循环。
一名性工作者匆匆在巷口照镜子。在等待客人到来的间隙，她们会搬张小凳子坐在巷口，熟练地拿出针线，编织毛衣、十字绣或是足有七层厚、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神色。
这名叫王红的性工作者在狭窄的出租房里等待客人。她们的居住环境通常比较恶劣。
一名来自贵州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里整理头发。据调查，这样的 性工作者在工人村社区约有500人。
个旧的老火车站周边，有许多小KTV厅，也是当地的“红灯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