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朱天文 侯孝贤与朱天文:文字与影像(14)
侯:《千禧曼波》是六部系列作品的总名称,《蔷薇的名字》只是第一部。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借由网站创造出以台北为中心的一个系列,用电影去发展一个树状的关系图,拍出台北不同年轻人的故事。
如果一开始就用数字摄影,现在这个计划可能已经完成了,因为数字摄影快又便宜。如果用传统的摄影机,需要空间放设备、技术支持,很费时间,没办法抓到我刚刚说的那种快速的改变。数字摄影更贴近他们的生活步调。
不过我的摄影师也指出,将数字摄影转为电影也很贵。拍摄的时候可能可以省钱,后期制作过程中花费却可能加倍。因为数字仍然是相对实验性的,我们不想冒那么大的风险。
时机还不成熟。假使我们照一开始的想法采用数字摄影,有可能六部作品都拍完,但还是达不到原定计划,因为还要把投资人考虑进来。即使我们想拍真实故事,也不能完全用非职业演员,还是要选角,还是要知名度高的演员。
现在既然要选角,就会出现时间差。所以很难。如果第一部成功,也许后面几部可就以尝试新的方式,要是一切都行得通,接下来就可以用十年时间来拍摄台北的故事,这个概念甚至可以推展到其他城市,像是香港、上海和东京。
●──您的电影高度诗意且具描绘性,有着沉思冥想一般的风格。除了沈从文,是否有其他的作家影响了您的视觉风格? 侯:早年我读了很多武侠小说。
通常我喜欢的作者我就会上上下下把他的作品全部找出来看。后来发现金庸[19]是集大成也是最好的。我也看很多其他的类型小说,像是老的言情小说,一路下来。
不过有足够力量能够深刻地抓住我的不多。除了刚刚谈到的沈从文,还有汪曾祺的一些短篇小说也很感动我。 除了中文的小说,我也读了很多欧洲和日本的作品。
因为每个国家的地理、社会和政治环境都不一样,每个伟大作家都有自己的特殊视角。现在我觉得欧洲的文学作品很令人惊讶。 ●──您谈及武侠小说对您早年的影响。因为近来《卧虎藏龙》的成功,似乎出现了对武侠小说和电影的新兴趣,像徐克的《蜀山传》、张艺谋的《英雄》,似乎每个人都投身这个浪潮。
您有计划拍摄武侠或武术电影吗? 朱:实际上,我们有!
我不懂他以前为什么不拍武侠电影,因为他看得非常多。 侯:就跟拍摄《海上花》背后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从没尝试拍武侠电影是因为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和限制。
电影的拍摄技术和我想象中的武侠世界落差太大了。我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觉得我已经超越它了。对我来说真正的困难还是寻找一个角度,我总觉得我想要的是更新、更有现代感的方式。虽然现在我们计划拍一部武侠电影,但不打算改编当代的作品(例如金庸),而会拍更早以前的,其实更为前卫的作品。
朱:我们想改编《唐人小说》聂隐娘的故事。 侯:我觉得唐朝人其实更前卫,不为传统所限,可以逃脱儒家的道德规范。
视野其实更大更具现代感。 朱:从我认识侯孝贤的时候他就总是在谈武侠小说,特别和他的童年以及你们刚刚谈到的“帮派文化”有关。
那是因为他小时候就特别受到“侠义”这个观念的影响,或是我们常说的“义气”。如果我们要拍一部武侠电影,侯孝贤一定会从侠义的角度来拍。不过聂隐娘这个女刺客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她跟我们熟悉的传统武侠小说的角色都不一样。她的故事并不那么环绕着忠诚或是侠义的概念,她其实是很现代的一个女性。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们某些早期电影像是《南国再见,南国》就是在描绘现代的“侠”? 侯:(笑)我想你是可以说,这些角色确实是现代意义的游侠。
不过我拍愈多电影,这个概念变得愈边缘化。
这种边缘化,其中一个意义就是我得以保留一种纯然的侠的角色,如果你留在“中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台湾经过剧烈的改变,今天的主流全都是关于权力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有兴趣刻画边缘人的角色。
这也是我会想改编《聂隐娘》的根本原因,它和传统的武侠、游侠小说多有不同。小说中蕴含道家思想,每当主角试图逃脱传统习惯规范时也就关涉侠义。
朱:也许有人会想侯孝贤读了那么多当代的武侠小说,他会环绕着侠义和兄弟义气拍出一部更为传统的电影,但我们选了《唐人小说》中的聂隐娘。她代表了跟侠义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东西。
我的感觉是读她的故事有一种现代意识。 侯:《聂隐娘》开头是一个尼姑经过一座大宅院,看到一个约十岁的小女孩。尼姑想把小女孩带走,女孩的父母当然不同意。
一天晚上,半夜,小女孩失踪了。她直到十年之后才回来,那时候她已经十八岁了。 朱:她失踪这段时间都和尼姑习武。故事用很长的篇醴描述尼姑如何教导聂隐娘…… 侯:就传统说来,训练的中心思想应该是除恶、拯救人民于水火。
但这个故事采取完全不同的角度,因为聂隐娘从小被教导当刺客,可是有一天她执行任务时动了恻隐之心,对于刺客这件事怀疑了、动摇了,所以她的武功一夕间瓦解。她脑袋还隐藏了一个匕首──是尼姑把它放在那里,好让她随时把它拔出来,但一夕间都不管用了。这和传统武侠小说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