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与黄超 编造黄超“给董振堂传达命令”居心何在

(高台危急时刻)黄超派人给董振堂传达命令是“高台是西进要道,决不难(能)丢失,丢下了杀你董振堂的头。”而当时董振堂已经准备突围向临泽靠拢了。得令之后又继续死守——这才真正是‘严令不准突围’啊!如果要按山头派系的路子去推演,导出“借刀杀人”的怪论来,是不是比中央借刀杀西路军还是要靠谱更有依据一些?

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

第一,你说黄超传达“命令”,还用引号标出“命令”内容,“命令”原件在哪里?你要拿出证据来!你没有亲眼见到“命令”,拿不出“命令”,就是没有证据。当年西路军内部的电讯稿件、信件因兵败销毁,“命令”不可能存在。你这里的“命令”内容显然是瞎编的。

第二,黄超绝对不会下这样的命令。黄超为五军政委,当时军长、政委各带一坨,同时,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董振堂一起在高台,杨克明虽为军政治部主任,但他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里五军唯一的委员,职务比董振堂、黄超都高,威望也高。

由于分工的原因,高台的作战不归黄超管,又何须要黄超去下命令呢?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黄超也绝不会以这样的口气下命令。如果是传达总部命令,更不会有如此“命令”内容。所以,编出这样的“命令”来,表明双石的无知。

笔者曾见到红五军参加高台作战的两个老同志回忆,提到了黄超送信之事。但是,都与双石之言有本质区别。

比如,时任西路军第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说:

大约是1937年元月7日凌晨4点钟,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军长送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要点,要军长坚守高台。军长接信后,立即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守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

当时军长的思想是很沉重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本来极为严肃的面容变得更加严肃了。会后,我们各自向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动员,要求死守高台,当时全体指战员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与高台共存亡!”(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1页)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段回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为黄超送信一事来说,这里也只能算间接证据,因为只有信件原件才是直接证据。

可是,就这一间接证据来说,只要我们与双石之言略作比较,就能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性质完全不同。

第一,吕回忆是送来“信”,双石说是“传达命令”;吕回忆的是信的大意,双石所言是加上了引号表示为命令的原始内容文字,且十分具体,像其亲眼所见一样。

第二,送信(传达命令)时间。吕的回忆十分清晰细致:“元月7日凌晨4点钟”;双石之言没有直接说出哪一天,但从文字里一看便知是战斗的危急关头。比较起来,吕回忆的时间是合理的,也与当时的西路军整体行动吻合。西路军进军临高地区之初,总部准备根据当前战局,略作休整,补充粮食,继续西进。

可是元月5日,军委来电命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西路军现在要按军委命令改变原定部署。董振堂原已于元月1日率五军一部进驻高台,因身边没有电台,遂由黄超接总部电后,受总部委托再给高台的董振堂传达军委命令,送信人于元月7日凌晨4点钟到达,笔者这个猜测,应该是合理的。

军委命令“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要集结,当然要固守,准备抗击来敌。所以,接信后,董振堂和指战员的反应、态度和表现,应该说还属正常。

可是,双石之言将“传达命令”改在董振堂“准备突围向临泽靠拢”时刻,“得令之后又继续死守”,那就性质完全变了。高台作战,马敌于元月9日夜晚开始在高台外围集结,10日战斗开始。元月7日凌晨4点钟高台战斗还未开始。

而如果是董振堂准备突围时,那就标志着已经很危急,高台快守不住了。按照当时西路军的作战规定,城池和据点在坚守无望情况下,不能死打硬拼,应及时组织突围,古浪作战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突围,吃了大亏,后来认为是严重教训,军长孙玉清被撤职,政委陈海松受处分,这些,黄超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会故意命令董振堂死守高台呢?

第三,从来信大意与“传达命令”内容比较看,吕回忆的大意虽然难说十分准确合理,但基本可以说得过去。可是,双石的“命令”文字内容,不仅表现了发布命令者语言粗鲁至极,而且心肠僵硬歹毒。

至此,读者诸君大概已经看清楚了双石的手段和意图了,他是企图把高台失利和董振堂等牺牲罪责栽赃到西路军领导人的头上。

双石在篡改事实,诬指西路军领导人不准五军突围,并“见死不救”后,继续以高台作战董振堂牺牲和五军损失一事推演出一串所谓“山头派系”、“借刀杀人”的“逻辑”来,进一步污蔑和丑化西路军。

双石这里扯出所谓“山头派系”,那么笔者要问,守高台的五军部队属哪个“山头派系”?双石扯出这个,既表明他的恶毒,又表明他的无知。

为了戳穿其谰言,这里有必要对红五军高台作战部队历史作一点简单介绍。事实上高台参战红军部队,原本都是红四方面军老部队,可以说,其中(除新兵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战士都是原四方面军的。五军高台参战部队为第39团、第45团,总部特务团(4个连)、骑兵团2个连及军直数十人。

这些部队全都是原四方面军部队。1935年9月,红五军归入四方面军时,只有两个团:第37团和第39团,每团数百人,加上军部全军近2000人。

南下期间,五军于大炮山一线防御,为加强力量,总部调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第273团归五军指挥,后来这个1600余人的第273团与五军第39团对调,原31军273团更为五军第39团,而原五军第39团更为三十一军第273团(这个团抗战时编入八路军第386旅,后来大部入新四旅,解放战争时进入新疆,现在农六师;另一部两个连现在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

1936年1月,为了加强战斗力,总部决定红五军和红三十三军合并,保留红五军番号,撤销三十三军番号。

合编后的五军下辖两个师:第13师和第15师,每师各辖两个团,原五军部队编为第13师的第37团、第39团,原三十三军部队编为第15师的第43团、第45团。8月进入甘南后,扩入地方部队,一度组编了第40团。

10月下旬,五军于西兰大道华家岭、会宁等地作战损失巨大,副军长罗南辉牺牲,之后整编中撤销第40团,全军仍为4个团。进入河西后,五军仍辖4个团,其中只有第37团是原一方面军部队,但该团指战员中原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也不在少数。西路军进入临高地区时,第37团布置在临泽,和黄超在一起,并未参加高台战斗。可见,双石所谓消灭“山头派系”之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还必须指出,红五军是一支英雄部队,作风优良,英勇顽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原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并肩战斗,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四方面军总部也很关心、重视和照顾五军,一直将其作为宁都起义的光荣旗帜来维护,不断为其补充兵员,在与三十三军合并时,撤销三十三军番号,保留五军番号,须知三十三军也是有辉煌历史的部队,起家于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

特别是在西路军艰苦作战期间,总部和兄弟部队也对五军关怀、照顾有加。

五军过河后,先在吴家川地区休整,基本没有参加一条山地区战斗,接着向河西走廊进军途中,部署为第三纵队,随第一纵队第三十军行动,后在三十军一部和骑兵师开路占领山丹后,五军接替山丹城防务。向临高地区进军时,五军走前卫,乘虚先后进取临泽、高台。高台失陷,五军董振堂和2000多指战员英勇牺牲,有多种原因,但绝非什么“见死不救”,什么“借刀杀人”这等胡说八道。

至此,即可明白双石如何篡改历史事实,恶意污蔑和丑化西路军及其领导人,举一反三,读者诸君即可明了双石的西路军说法和观点是什么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