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书画 鉴识与史识:傅申教授的书画研究
鉴赏家不一定是艺术史家,盖后者需要有历史眼光、文化视野,才能利用传世作品与文献数据,通过研究,重现艺术史的真相。若本身不擅于真伪鉴定,则需参考鉴赏家的结论,以便能在可靠的作品断代下,进行研究。傅申教授精于鉴定,又是艺术史家,其鉴定成果固然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但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与书画史研究相结合。
纵而观之,傅教授的研究主要是从传世名迹出发,审视书画发展的重要历史现象,时代由唐宋迄今,范围除真伪考证外,亦包括书画家、风格史、收藏史,以及其他重要的艺术史课题,所涉甚广。大体而言,或可从以下三点窥见傅教授的贡献。
其一是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完善。傅教授早年在台北师大与故宫时,已深谙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对文献考证的掌握既深且广,至赴美师从方闻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遂得以接触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从而参考运用。
当时方闻教授借鉴西方理论,力主以风格分析进行断代,以求重构可足征信的中国画史;其「结构分析」方法,即是针对十四世纪以前的山水画史而提出,旨在为中国早期山水画的断代订立准则。傅教授并没有单纯承袭此「结构分析」之法,而是更全面地结合视觉分析与文献考证,根据不同个案情境,研究艺术史的种种问题。
此种方法既注重敏锐准确的眼力、细致的排比分析技巧,又倚赖深厚的文献工夫,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与论证能力。在风格分析方面,傅教授早在故宫时期已从风格上的比较,检视巨然传世画迹的真伪;在美国撰写博士论文时,更进一步以逐字排比之法,详细分析黄庭坚的用笔特性,一方面具体说明黄庭坚的书风,同时更为以后判别黄庭坚书迹真伪确立标准。
这种方法为以后书法研究者所普遍采用,影响甚大。中国书画的笔墨涉及复杂多样的用笔技法,非深明此道者往往难以掌握,傅教授本就精于书画篆刻,深晓笔墨之理,加上长年接触各地公私收藏,观书阅画经验丰富,故其对于作品风格的分析,甚具说服力。
事实上,他的书画史研究一直重视笔墨技法,并以之为判别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的关键所在。例如在鉴定石涛《空山小语》一画的真伪时,从画中渴笔勾勒的特点出发,探讨渴笔技法的渊源与发展,并以同期画家的作品进行排比审视,不仅证实该画为石涛真迹,更得出明清之际画家以渴笔为尚的结论。
严格来说,这种微观与宏观兼具的研究方法,固然有赖风格分析的具体运用,但亦往往需要结合研究者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以及文献资料的梳理与考证工夫。
纵观傅教授的著作,其研究不仅是书画鉴定,亦不仅是书画风格史,而是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书画发展史。他对于书画传统、鉴藏文化、宫廷赞助、复本传拓等课题的研究,可充份说明书画史既有其本身的美学特性,亦同时与其他人文领域密不可分。
其二是专题领域的开拓。书画家研究是众多学者所一直重视的范畴,傅教授亦不例外,惟他往往在专家研究中引导出更多的相关课题,甚至形成了研究系列,为书画史带来既深且广的视角。例如他在1971年對《畫說》作者問題的考證,即開啟了以後一系列有關董其昌的研究,包括與日本學者古原宏申合編的《董其昌の書画》以及一連串的論文;近年更由董其昌的船上書畫創作,拓展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書畫船」,將山水文化、鑑賞文化、書畫史共冶一爐。
又如其张大千的研究,源自于故宫时期研究巨然时发现两帧张大千伪作,其后一系列的专书与论文,不仅全面剖析了张大千的一生与艺术,更由张氏的伪作重新为传世「古画」进行检视,从而解决了不少画迹归属的问题。
此外,由于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书画鉴藏乃成为兴趣所在,鉴藏研究的系列著作,亦由此展开。上文提及的《鉴别研究》主要是以沙可乐藏画为研究对象,而以「鉴藏史」为课题的,则以发表于《故宫季刊》有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的一系列文章为代表。
这些文章的撰写源自他对台北故宫所藏名迹中的印章题跋的好奇,故出发点亦是与鉴定有关,然傅教授利用历史文献,深入探讨元代皇室的书画鉴藏及其相关问题。鉴藏是中国书画史的重要部分,过往学界有关元代皇室鉴藏的情况只是一知半解,这一系列有关元代皇室收藏的文章,可说是为中国书画史填补了一段空白。
其后傅教授所发表有关王铎与北方鉴藏家的文章,亦是鉴藏史的性质。[xx]近年较新的领域,则是乾隆皇帝的研究,包括其书画、所藏名迹,以及与之相关的课题。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收藏家,本身亦擅书画,要认识清代宫廷书画活动与收藏,以至中国后期的鉴藏史,实不可不对乾隆作全面的研究。傅教授的部分研究成果已见于学术期刊与研讨会中,探讨了若干课题,如乾隆的代笔、「静寄山庄」等。[xxi]以上所举之例,乃是书画史个案研究的典范,从中不难窥见作者的前瞻性眼光与历史视野。
其三是对中国书法研究的发扬。1977年《笔有千秋业》图录的出版,是在配合展览之下,为外国观众提供了认识中国书法的机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而就黄庭坚《赠张大同卷》的研究,亦是美国最早以单帧中国书迹为题的博士论文,对美国学术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颇有凿空的意义。
其后于1981至1983年,傅教授与日本中田勇次郎合编《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初出版一套四册,后再增明清两册,将欧洲及美国所藏的中国书迹挑选刊载,并就各代书法发展撰文分析。
此六册名迹集至今仍是了解欧美所藏书法的最重要参考,而其体例亦成为以后同类型著作的典范。在美国以外,傅教授的书法研究于台湾、大陆等地更受注视,毕竟研究书法史者仍是以华人地区的学术圈为主。
傅教授出身于台湾,于美国工作结束后亦返台,其研究发表于台湾自是理所当然。[xxiii]与大陆结缘,则早见于在1977年。当时他以美国科学院所派的中国书画专家组成员身分,前往大陆博物馆考察,后来大陆开放,其研究更迅速为内地学者认识,并产生启示的作用。
部分原是英文的著作,如《笔有千秋业》展览图录,亦于国内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其文章更是大陆研究书法史所必须参考的数据。近年各地的学术交流,越趋频仍,傅教授的研究一直是中外书史学者的关注焦点。目前书法史研究的发展正盛,傅教授多年来汲汲于学术耕耘,可谓居功至伟。
傅教授无疑是当代数一数二的书画鉴定家。他在过去数十年为传世书画鉴真辨伪的贡献,早为学术界所推崇,正如国内学者薛永年教授编着《名家鉴画探要》一书时,即列举傅教授为十位当代顶级书画鉴赏家之一,并指出其治学的三个特点:「一是从个人风格的鉴别上丰富了方闻的鉴定学理……二是对书法鉴定的深入研究……三是对张大千艺术的透彻研究。」[xxiv]鉴定学本身是一门专业学问,若与书画史研究相结合,无疑更具有宏观的学术意义。傅教授以真伪鉴定为立足点,从作品审视书画史的发展,所治之学实远远超过纯粹鉴赏家的工作。当代学者鉴识与史识兼具者,本就寥寥可数,傅教授为个中翘楚,已是公论。
傅教授在1994年由美返台后,由于环境的改变,得以于研究之余,重拾笔砚,以翰墨为乐事,并多次参与书画展览等活动,同时又致力于教学之事,对于新一代书画研究人才的培育,可谓不遗余力。据笔者所见,傅教授甚喜与年轻人相处,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亦谆谆善诱,乐于指导。
记得在2003年他应中大之邀,担任伟伦访问教授,当时除主持公开讲座外,更为艺术系研究生特意安排工作坊,于文物馆挑选藏品,作为实例,讲述书画鉴定的问题。
又如2004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至人无法」展览,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八大山人与石涛的书画。此展览至为难得,艺术系遂邀请傅教授由台湾专程到澳门,带领研究生参观,傅教授欣然答应,参观期间逐幅展品细心讲解,同学皆获益良多。
此二事是傅教授与中大结缘之例,从中可见其扶掖后进的苦心。是次傅教授以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文化讲座学人身分,再次前来讲学,与中大师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如此学术盛事,实令人翘首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