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张国荣？【组图】

娇媚若蝶 

他是跌跌撞撞爱上女鬼的书生，他是在巴黎桥头上意气风发的大盗，他是挣扎在正义和亲情之间的警察，他是醉生梦死的西毒，他是人间苟活的十二少，他是绝代风华的程蝶衣……明朗似月，娇媚若蝶。他不羁，他坦荡，他受伤。

《东邪西毒》里的黄药师说：世上有一种酒叫做醉生梦死酒，喝了它，就能彻底地与往昔决裂。2003年的4月1日18时41分，当他从中环文华东方酒店16楼的窗口纵身一跃时，我们都愿意相信他喝过这种酒，这样，他在结束自己46岁芳华时才不会那样绝望。6年了，每年我们都在这样的春天里一点点撕开记忆。而今年，《张国荣：禁色的蝴蝶》让我们在感伤痛楚时看到了“传媒杀人”这四个字。

本专题采写  本报记者  孙珺

他是“狗仔”的“眼中钉”

●性格傲岸、不善讨好大众传媒

●主演的角色叛逆 出道时被骗拍三级片

●与陈百强决裂  谭张之争

●同性恋身份

张国荣从来都不是善于讨好大众传媒的人物，那是由于他傲岸的性格，也由于他主演的大部分电影都不是正面的角色。他一直都活在舆论的压力下，只是在在香港媒介还没有变异之前，攻击的力量没有那么致命，而在这之后却变本加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出道时，张国荣因歌唱的内容与风格的大胆破格，演出的人物多属于反叛青年或不羁浪子，尤其是出道之初便被骗拍下一部三级制作的艳情片《红楼春上春》，引起的恶评更持续数年；后来他与陈百强决裂，传媒亦一面倒倾向支持陈而排斥张，那是由于银幕上的陈百强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而叛逆、带点邪气的角色分派则令张国荣在人前人后极不讨好，因此，当二人出现分歧，公众与媒体亦以电影的形象判别对错。这种境况，到“谭张之争”时演得更激烈。

明朗似月

谭咏麟与张国荣歌迷的斗争、攻击，成为当时传媒刻意放大的事件，除了喜欢将二人的舞台表演及奖项比较外，更故意挑动歌迷之间的对立，而矛头大多数时候都指向张国荣，原因是他不懂处理人际关系，率直的言辞往往得罪记者，而张国荣对歌迷的斗争只采取消极和置身事外的做法。直到唱片公司被人刻意破坏，以及收到邮寄的香烛冥镪后，他感觉生命受到威胁，才决定退出乐坛。斯时，媒体虽不喜他，但还能容他且保持媒体的操守底线，及至获悉他的性取向后，媒体愈发“狗仔”化，开始彻底沦丧和疯狂。跟踪他、偷拍他、嘲讽他、诋毁他，直到他逃无可逃。

他说：

一个艺人能都做到姣、靓、型、寸，男又得女又得，这才算是成功。

他说：

我只是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没有offend(冒犯）别人，亦没有因而影响别人，相反现在你们（指记者）才是intruder(侵入者），你们侵入了我的私人空间，我只能尽量不让其他人介入我的精神及日常生活。你们要入来，我不介意，但你们要作古仔（编造故事），我控制不到……你们可以翻箱倒笼找我的私隐出来，但大部分却是无中生有。

“煽、色、腥”小报猎杀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哥迷”、《张国荣：禁色的蝴蝶》的作者洛枫认为，香港媒体的变质始于1995年6月，香港某小报创刊。媒介的风气从此逆转，新闻从文字的记述转向图像的渲染，从客观罗列事实变成随意断章取义或索性伪造，人物专访也沦为发掘内幕、隐善扬恶，报章充斥“煽、色、腥”的气味，即煽情、色欲和血腥，将新闻事件加工、娱乐化，或局部放大，以夸张、暴力的手法增加事件的戏剧性，严重侵犯和出卖受害人的私隐。可以说，该小报的出现，彻底逆转了香港媒体的生态环境，甚至连带周边的华人地区如澳门和台湾也不能避免受到熏染，“小报化”成为社会现象。

张国荣于1996年至1997年间复出演唱，开始在舞台上和电影里展现性别多元的面貌。而这个时候亦正是香港传媒全面沦陷的年代，这些具备争议的形象，恰巧落入无孔不入的猎奇镜头中，成为报道里低俗文化的祭品。

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洛枫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