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人】"固始让人看到了河南的希望"① 固始人的故事
11月15日上午10时,瘦瘦小小的刘学田走出办公室,开始例行检查。在针织车间,见只有几个人在干活,仰头便操起他的固始大嗓门喊了起来:“人都去哪儿了?”
正在成品区忙活的领班赶紧伸出头:“让她们歇一会儿。”“哦!”……
去年11月底,刘学田回乡创办了河南省荣田针织服饰***,身份从武汉人又恢复为固始人。他虽然知道自己是固始50万劳务大军中回乡办工业的第一人,但却不清楚这一举动的坐标意义。
固始,豫东南门户,与安徽接壤。33个乡镇,人口160万,面积3000平方公里,是河南第一人口大县,赖以生存的种植业“十年九灾”,至今仍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正是像刘学田这样的打工者陆续返乡创业,改变了农村,改变了城镇,改变着固始的命运,使固始这个被称为“浓缩河南”的地方,成为我省五个规划建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
今年初,***徐光春曾两下固始,感言:“固始让人看到了河南的希望。固始这个160万人的大县,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符号意义和标本意义,值得挖掘、值得研究的东西太多了。”“就现阶段来讲,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是河南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安徽省委省政府派专人赴固始调研,其调研报告《固始现象的背后》称:“‘固始模式’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路径模式,因而具有符号和标本意义。”
站在外面看固始,固始的发展是个谜;那么,走进固始,走近固始人,能看清神秘的固始吗?
固始的基本县情是:没有矿产资源,工业基础薄弱,人口大县,人多地少,种庄稼十年九淹,没有交通区位优势……
这两年,固始的司机养成了个习惯,如果接送外地来的客人,一定会舍近求远,从最繁华的蓼北大街路口进出县城。
这是一条让固始人引为自豪的大街:双向八车道,全长9.8公里,拥有“我国县级城市大街长度之最”的头衔。街两旁,林立的高楼风格各异,公园、广场绿树掩映,小区和商业步行街错落有致。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构织出一幅动态的城市风景。
“固始县城是一座由打工者建成的城市。”11月14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中共信阳市委常委、固始县委***郭永昌说。他的解释是,2004年全县的财政收入只有1.85亿元,是典型的“吃饭财政”。而同一年,固始县城的建设资金投入是12亿元,其中的11亿元全部为民间资金。这些民间资金,来源于固始的外出务工大军。
“固始没有煤矿,没有铜矿,但有‘金矿’——这‘金矿’就是‘人矿’。”
“所以,要了解固始,首先要了解固始人,了解固始的打工者。”他建议。
“一亩地刨不出小***活”,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劳动力等要素实现合理配置、提高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徐光春《充分认识发展劳务经济的战略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冲突中,为了生存,第一批固始人开始离别家乡,外出打工。
谁是固始外出务工第一人?显然无法考证。不过,48岁的刘学田绝对是最早那批人之一。
“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在刘学田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父母早逝,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家中7个孩子,粮食太少,全家人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没上过一天学,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签合同时只能和人家摁手印;十五六岁时,他就在北京、郑州等地装过沙、挖过煤……
确切的年份刘学田已记忆模糊。“那一年,我找别人借了50块钱,花了33块钱买化肥,装着剩下的17块钱就去了武汉。不走不行啊,不能全家都守着挨饿。”
在武汉,从蹬三轮车卖菜,到自己购买一台小型粉碎机,加工销售辣椒、胡椒,刘学田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从自己加工调料到拥有一个5台大型加工粉碎机的“荣田调料加工厂”,也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从生产调味品,到取得福建麦丹味精在湖北、河南的总经销权,成为武汉的“调料大王”,他也只用了不到7年时间。到1994年,刘学田的资产已达上千万元,从家乡带出务工的亲朋好友300多人。
刘学田的讲述,勾勒出第一代外出务工固始人的群像:他们很穷,打工是为了生存;他们能吃苦,环境再差也能忍受;他们又很精明,干哪行都能琢磨出经商门道;他们很顾家,一人吃饱,就一定会把亲戚朋友带出来吃饱。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缺憾:“我们那一代人没文化,没有现在的年轻人精明。”
农民外出务工,不仅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熏陶,综合素质普遍提高,逐步摈弃了“小农意识”、“小富即安”思想,增强了市场经济意识、创业意识、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徐光春《充分认识发展劳务经济的战略意义》)
“固始人爱当老板。手里有个三五百块,就是去捡破烂,他也会雇两个人给他捡,自己当老板。”这话在“破烂王”***身上可以找到注脚。
在固始,***的创业史堪称教科书。1993年,18岁的他来到北京,当了半年的钢筋工,又干了一年的“破烂王”,再成为食品推销员。到1995年,他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北京中州盛达贸易***。现在,他已有5家企业,仅在固始的投资就有2亿多元。
“他人很聪明,又敢于冒险,认准了就做。”身为固始三个投资项目的“总管家”,张宏贵对同村***的聪明和冒险精神很佩服。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干“破烂王”时,他就敢投资10万元,和一家酒店签订全年的废品回收承包合同。
在固始,从打工仔变成老板的事例数不胜数:易进,一名优秀大学毕业生,放弃工作宁愿打工,10年后拥有资产近亿元;张玉华,打工三个月成为工头,七个月成为生产厂长,一年后承包该厂,两年后自办4家企业……
有一组数字能体现固始人的“老板情结”:在50万打工大军中,老板多达16万人。在郭陆滩镇太平村,全村700多打工者中,千万资产以上的老板就有5个,500万以上的老板有16个,百万以上的老板有200多个。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对这一现象有个评价:出去摘棉花,回来还是只会摘棉花;出去当老板,带回来的就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创造财富的方法。
发展劳务经济,要把加强宣传和制定政策相结合,把自由外出和有组织输出相结合,把提高就业技能与树立良好形象相结合,把加强管理和强化服务相结合,真正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宽松的务工环境。(徐光春《充分认识发展劳务经济的战略意义》)
50万固始劳务大军分散在全国各地,又总是以群体形式出现。
固始人扎堆儿,是以乡情和职业区分的。在上海,陈集帮的固始人以钢铁冶炼出名;在北京,蒋集、李店、洪埠三乡的固始人以废品加工回收为业;在东莞,郭陆滩的固始人大都与皮鞋、服装打交道;在江苏盛泽,张老埠、石佛、黎集的固始人与蚕桑为伍;在温州,南大桥、郭陆滩、张老埠的固始人垄断着当地的水暖器材市场……
起初固始人打工扎堆儿是自发的,一个老板带出几个或几十个乡邻干事创业。但到1988年,固始县开始对农民工实行就业技术培训,固始人外出打工变得规范有序。
此后,固始县又在聚集地设立劳务服务站和流动党支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证进城务工经商的***员“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转岗不转向”。其中,驻浙江嘉兴劳务服务站站长的胡永明,10年间为固始打工者成功维权400多次,讨要工资、伤残赔偿总值500万元。
都说“同行是冤家”,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固始人如何处理呢?分水亭乡的任术兵和胡建才都在北京做调味品生意。一次某家公司招标,俩人不期而遇。既不想让数十万元的“标”旁落,又不愿老乡之间“打架”,最终任术兵忍痛割爱,让胡建才一举夺“标”。
这就是固始人。在20年的积累中,固始县完成了从“劳务输出”到“劳务产业”再到“劳务经济”的嬗变,打响了“固始劳务”的品牌。
“挣了票子,换了脑子,回到家乡办起了厂子,几年带富一个村子”,许多外出务工者返回家乡以后,利用自己带回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等办厂创业,促进了农村工业化,为农村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徐光春《充分认识发展劳务经济的战略意义》)
固始劳务经济现象被中共信阳市***刘怀廉归结为“三级跳”:
一级跳,为了生存的需要跳出农门,实现脱贫;二级跳,在“当老板”改变命运的动力驱使下,跳跃“龙门”,走出了传统打工模式,走进了资本积累阶段;三级跳,衣锦还乡的冲动和落叶归根的情结,又跳回家门,开始二次创业,给了所有固始人改变命运的契机。
三级跳的精髓是:固始人总是领先一步。
经过20多年的磨砺,固始人的劳务资源演化成资本形式回归:统计显示,劳务经济造就了固始10多个亿万富翁、1万多个千万富翁,为固始蕴藏了50多亿元的资金资源。仅每年的劳务收入就达35亿元,占全县GDP的一半,相当于全县财政收入的17倍。
资本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每个固始人的创业经历,就是一次思想观念和管理经验的积累;每个固始人的成功创业,身后就是一个成形的产业链条和巨大的市场。
把人力资源变成资本,把人口压力化成发展优势,反哺家乡,反哺农村,形成了独特的“固始人经济”现象。 □本报记者朱夏炎 王亚明 王自合 王 珂 秦国防 曾昭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