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的童年 贺敬之看《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近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年近九旬的老诗人贺敬之。见到他,就忽然想起“五千年的/白发,/几万里的/皱纹,/一夜东风/全吹尽!”等等著名诗句。虽然穿越过烽烟岁月,饱经历史的风霜,老诗人言谈依然激情不减,反而更增添了一份阅尽沧海之后的睿智和哲思。

    记者(以下简称记):贺老,我很喜欢您16岁时写的那首《不要注脚——献给鲁艺》:“‘鲁迅’/解释着我们/像旗帜/解释着行列……一切都在歌唱:/‘同志们!’/一切都在呼喊:/‘伙伴哟!

’//艺术,不要注脚,/我们了解——生活/和革命……”那么温暖明亮的思想情感,让读者的心里也变得阳光灿烂起来。我知道您是1940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请问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您参加了吗?您认为《讲话》有哪些重要特点?

    贺敬之(以下简称贺):那时我还是个未满18岁的学生,延安文艺座谈会我没有参加。但是,座谈会的情况和讲话的内容很快听到传达。《讲话》是在总结了“五四”以来,包括根据地以及苏区乃至国统区、敌占区(如上海孤岛)等地的革命和进步文艺的实践经验上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纲领,是宏观的社会主义文艺学。

《讲话》是革命文学的理论纲领,是一个纲,而不是具体的细目,是制定革命文艺方针政策的依据。

   《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系统表述。当然多年后又有发展,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讲话》科学地总结和揭示了人类文艺发展史的一般规律,又突出强调和论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特殊规律。

如果否定前者,文艺发展就失去了借鉴和继承的依据; 否定后者,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就失去自主性、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这篇经典文献体现的不是哪一个个人的意志,而是和文艺的客观规律性相一致的,是古今中外文艺现象、文艺发展的规律性的反映,特别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反映,所以才在民族文艺发展史上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不仅为中国进步文艺家所接受,而且还为许多外国进步文艺家所接受。比如我早就听说韩国作家也在学习《讲话》。

   《讲话》是关于革命文艺一个历史的总结,其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方面,给包括我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方向、前进道路和科学方法。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这正如许多同志经常论述的,它解决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等重大理论问题,也对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学习、创作和理论批评中一系列具体问题的正确解决提供了思想武器。

    记:过去的一些老延安谈到《讲话》,常常说的是学习、继承和坚持,而您刚才谈到的“自主性、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让我感觉很新鲜。

贺:革命文艺也要讲“自主性、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前些年曾经有人说:“要写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诗歌,不要写叫外国人笑话的东西。”这样的论调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他们提到的这外国人是哪样的外国人?我们都知道“三个世界”的著名论判,知道每个“世界”里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

据我所知,也有许多外国人很喜欢我们的革命文艺作品,并不笑话我们的革命文艺作品。我们的文艺家一定要有自主意识和自主精神,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了我们充足的理由。

艾青说过:“人们不喜欢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这个“我”就是“我们”。我们的作品不仅思想内容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理想愿望,而且也要发扬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不能反对的,是当仁不让的。对于外国的优秀文艺作品,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但不能用他们的观点取代我们,尤其不能拿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来代替我们的审美标准。

    记:您在延安写的一首诗歌中说过:“这里,/没有桂冠。/在今天,/诗,从绣花的笼子里/走出来。/正如我们重新解释了人……”这种“重新解释”,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问题的重新思考?

    贺:你提到的那首诗歌写于《讲话》之前,当时关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还不是那么明晰。

   “为什么人”是有方向和意识形态性的。过去的某些机械的理解和解释固然有些片面性,但文艺创作主观上确实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世界观和文艺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文艺观不能脱离世界观,文艺思想不能脱离自己的立场,特别是革命文艺更为如此。

在纠正了以往某些“左”的错误理解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能为什么”的观点,甚至提出“躲避崇高”“走向自我”等等议论,并且这种议论在当前文艺界的某些范围里甚至还占优势。我认为这种观点需要批评和澄清。

    说到“重新解释了人”,我想特别谈一下作家的党性问题。一个党员文艺家,首先是文艺家还是首先是党员?当年延安整风期间,有位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强调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考进鲁艺没几天,就从老师和同学们那里知道了俄罗斯别兹勉斯基的一句诗:“我首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怎样实现?在创作实际中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个个人与集体、与革命事业的关系的问题。

比如左联烈士殷夫的作品,鲁迅说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存在……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我们大家熟悉的叶挺、陈然等烈士的诗歌,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是用鲜血写成的。和平时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像他们那样抛头颅、洒热血,但也有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需要摆正。比如历次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时候,就有不少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冲在第一线,不仅做奉献,甚至要做出牺牲。

    有的同志认为文学是人民的文学,不是党的文学,所以不应该提党性。这种提法是大有问题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党性”这个词。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与人民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党员作家的党性表现有许多方面。我们的文艺队伍中的许多党员作家是做得很好的,但也有少数人就不同了,他们抛弃了党性,不遵守党纪,不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却还要保留一个党员的名义,要享受“党员名作家”的光环。

    记:《白毛女》、《放歌集》、《南泥湾》、《翻身道情》……您创作出的很多“与史同在”的优秀作品,大都是在《讲话》发表之后。请问《讲话》精神对您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影响?

    贺:“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这“手中的书”首先就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作为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我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的。

《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宏观文艺学的经典文献,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一直是我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最重要的教科书。首先是感情、立场、世界观,全身心地转移到工农兵方向中来,长期地无条件地投入人民群众中去,和最大多数的人民同命运、共呼吸。

为人民写,写人民,让人民去评定。当年参加集体创作,执笔创作《白毛女》的时候,我还是21岁的年轻人,我是充满感情和激情去创作的,剧情中的很多地方,我自己都掉了很多眼泪。

革命文艺当然首先要有革命内容,但是光有革命的内容没有艺术的魅力也不能感动人。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革命的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的相统一。

    记:《讲话》发表已经69年了,在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贺:科学态度是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前提是坚持那些实践检验过是正确的东西。这正像任何进步的历史现象都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样,《讲话》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但《讲话》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是永存的,无疑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对其正确的东西,不能做教条主义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庸俗化。而对于其中有的提法,由于历史情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我们今天需要在坚持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做某些调整,比如把“为工农兵服务”调整为“为人民服务”,把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调整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

    说到《讲话》的现实意义,我认为《讲话》是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一座丰碑。《讲话》精神是永放光芒的。对于今天的很多文艺现象,从中仍然能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启发和正确的回答。

《讲话》之后出现了很多成功的文艺作品,培养一大批文艺家,这些作品和文艺家不仅当时受欢迎,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后,仍然受到今天的人民群众的喜欢。有的人只要一提到《讲话》,就认为是过时了,“左”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至于我在新时期以来写的一些新古体诗,并不是自己要创造什么新品种,而是表达自己的心声。其中不仅仍然是贯穿着《讲话》的血脉,还有直接怀念《讲话》的篇章。我歌颂改革开放同时也有忧患之思,但是信念绝不动摇。“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我是由衷的。不这样,那就不是我了。

    人物小传

    贺敬之,著名诗人、剧作家,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1924年生于山东峄县(今山东枣庄台儿庄)。14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5岁开始在报刊发表文艺作品。16岁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

17岁入党。21岁(1945年)和丁毅执笔的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的主题。

创作有《回延安》、《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诗歌,著有诗集《并没有冬天》、《朝阳花开》、《放歌集》等。由他作词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等至今传唱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