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广莘治癌 【广东省中问道国医11】陆广莘:医学并非万能 治好病的是自我调节能力

成才之道: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

吕玉波:陆老,您是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临床中医大家。能否跟我们讲讲您的成才之路? 

陆广莘:我学中医是很偶然的。我是江苏人,18岁就读上海中学高中工科期间,日本军队在我们的宿舍楼内发现一枚炸弹,为躲避日本人的监禁询问,我就辍学回到老家。父母考虑“以后有饭吃”,让我拜家乡老中医为师临诊学医。中西医的差异,使曾学工科的我感受到思维方式的格格不入,但反而产生了兴趣,下决心要探究近代中西医论争。 

1952年,国家号召中医药人员要系统学习西医,我通过考试,到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学,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在西医院坚守中医阵地26年,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 

谭志健:您跟随3位中医大师,对传承很有体会。 

陆广莘:我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3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 

陆渊雷先生的古文学和中医学造诣很高,1929年与徐衡之、章次公两位先生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院长。他强调“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既要学习传统文化,又要掌握新知识。我是他的函授弟子,打下了兼收并蓄、融古汇今的学风基础。 

章次公先生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时,我随他抄方侍诊。1956年关于“五行存废”问题的讨论时,章先生与我讨论,鼓励我发表意见。章先生强调,“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坚定了我对中医学自信、自强、自立的决心,成为一生的座右铭。 

我1957年到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时,徐衡之先生是主任。他提出,中医对西医方法要“心知其意,不为所囿”,临床上中西医结合取得良好疗效。我在一流西医院里开设中医门诊,创建中医病房,1958年秋在北京医学院开设《中医学概论》课程,推动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均得益于徐先生的支持。 

另外,元末明初的医学家王履朴素求实、敢于怀疑的精神,对我影响也很深远。 

学术之道:为什么一些著名人士对于中医学会有这样的论断?

黄学阳:您提出“中医研究”不同于“研究中医”,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呐喊,对中医学术界震动很大。大家都很好奇,您是怎么能提出那么多独树一帜、振聋发聩的观点? 

陆广莘:我是带着探究中西医论争的心理步入中医学殿堂的。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曾说过:“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胡适也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为什么一些著名人士对于中医学会有这样的论断?我一直在研究。 

我1983年开始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医研究”、“研究中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补互渗,主张自主的“中医研究”。“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中医学欲寻发展与出路,首先就是求其“本”。 

中西医之道:不要把所有的疾病都看作是敌人

杨志敏:您对现代医学模式有很精辟的批判,提出“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的高度概括,让人佩服。 

陆广莘:从1993年开始,国际上兴起了“医学目的”大讨论大反思。关于《医学目的再审查》国际研究计划报告指出:当代世界医疗危机,一是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二是医疗社会服务分配不公。出现现在这种“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的困境,根源来自近代医学模式,即针对疾病的技术长期统治医学的结果。 

究其根源,近现代西方科学是物质科学,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其诊疗思想:努力找病,除恶务净。疾病医学模式发展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加速药物淘汰,如过去用青霉素,一天5万到10万单位,现在却要800万到1000万单位;另一个是病人对纠正病理的药物产生依赖,如降血压、血糖的药必须常吃,一旦停吃,血压、血糖即刻上去。又比如,对高血压患者使用降压药,按理发展为心血管病患者的数量理应减少了,实际上,中风的病人、充血性心衰的病人减少了,但缺血性脑病、缺血性心脏病增多了。而且细菌病毒极易产生抗药性和异化,药物淘汰速度越来越快,新药研制费用也越来越高,医疗费用不断上涨,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你看美国的医疗费用,非常惊人。 

吕玉波:中医在这方面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您如何看待中西医区别? 

陆广莘:我曾经概括为,“中医学之道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为主旨的生生之道,是辨证论治的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是聚毒药以供医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是通变合和、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学。” 

中医并非万能,所有医学都不是万能的,真正治好病的是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医学的目的在于“救人”而不是单纯的“治病”。中医治病把重点放在提高人本身的痊愈能力上,而不是简单地用药物杀死病毒。19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锥虫红能杀死锥虫。但在人体内,杀死同量锥虫,药量仅为实验室药量的1/6,省去的5/6药量就是人体内的自身康复能力。中医的研究方向就是发现这个5/6,依靠和发展这个5/6。这就是中西医的最大不同。不要把所有的疾病都看作是敌人,比如发烧,其实是人体机体抗病的一种反应,而大量地、长驱直入地使用抗生素把病毒和细菌压下去,其实会加速病毒变异,制造出新的病原体。 

临床之道:以“不变应万变”,迎接新出现的疾病

谭志健:您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曾经在坦桑尼亚引起轰动。 

陆广莘:那是在1987年,中国派专家组到坦桑尼亚帮助他们治疗艾滋病,我是专家组成员。会谈中,对方提问:“中国有艾滋病吗?”“你们见过艾滋病吗?” 

我回答:“中国没有艾滋病,但我坚信艾滋病是可以战胜的。”他们一片哗然。殊不知,中医不是去治疗某种病毒或者细菌,而是治被病毒感染的人,中医始终以这种“不变应万变”的治人之法,迎接新出现的疾病。具体说来,中医的“治人之法”就是调节病人本身抗病反应的动力机制。当时在肯尼亚有个红灯区,其中的妇女却很少有感染艾滋病的,这说明人体能够产生对艾滋病的抵御能力,治疗的关键就是要把这种能力调动起来。所以我们在坦桑尼亚开起了中医治疗艾滋病门诊。 

医事之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杨志敏:什么样的医学模式更适合人类发展? 

陆广莘:“医事”有三等,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重在生态和养生;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重在稳态和保健;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中医注重认识人的防卫功能、抗病能力、调节能力。 

中医向疾病医学学习是没错的,但把中医传统贬低为疾病医学,就成了下医。我从养生角度告诉大家,不要误以为医生必须开药,必须要求病人非打针不可。要站在健康医学的角度,治病于未病。中医实际上是养生医学,是关于“生”的医学。中医思想融合在了百姓生活中,比如药食同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与医学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养生不仅仅是医学的一部分,而恰恰是医学的指导思想。 

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日益扩大,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的贡献,是我国具有原创性优势的学科。如果中国百姓反倒不能享受这样成本低廉而且有效的医学,会是多大的损失与讽刺? 

养生之道:他特别强调,可以“带病延年”

陆广莘认为,养生之道,主要是胸怀要宽广,心态要健康,对世事少计较,追求高远的目标。他特别强调,可以“带病延年”。“人老了,都会有病。个别‘零件’有问题,大致是健全的就行了。” 

他认为,老年人不要激烈运动。“我是1952年北医足球队的,年轻时代的体育运动,对后半辈子有很大作用。老了反而不要锻炼太多,骨头不灵了。”他走路快,因为健步行走可以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大脑。“脑为元神之府”,大脑供血、供氧情况直接标志着人的健康和衰老状况。 

陆广莘强调老年人脾胃消化不好,要“吃得少、吃得慢”。他1958年做过一个试验,让50个糖尿病人嚼半小时海绵吐掉,结果所有人的血糖、血脂都降了,说明咀嚼可以降血脂、血糖,防止糖尿病。吃饭吃得很快,就会血糖升高,慢慢吃,饭后再活动活动,就不容易造成脂肪积存。一个人能够活动活动,并且注意咀嚼,大脑退化就可以比别人晚几年。 

他现在一天三餐很简单。早饭一碗粥,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饭,就是一盅啤酒,一块鱼,还有花生米、西红柿、黄瓜。有时晚饭只吃水果餐,比如吃桔子时要吃桔络,一是粗纤维,二是舒肝理气。 

他推荐,保健品就吃“四味药”。吃一包“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可以抗抑郁,一个礼拜吃两次。感冒了、拉稀了,皮肤过敏了、荨麻疹了,用“防风通圣丸”。再加一个“六味地黄丸”,家庭常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