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家人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从童养媳到社会活动家
在2006年度“感动中国”的颁奖晚会上,全国广大电视观众见到了上台领奖的红军老战士代表――风采依旧的王定国。
日前,笔者拜访了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的夫人、著名社会活动家王定国。走进王老宽畅明亮的客厅,书卷气扑面而来。最醒目的是邓小平的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和一幅由刘华清题词的王老亲自画的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巍峨长城》。95岁高龄的王定国老人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腰板硬朗,步履稳健,身体非常健康。王老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述了她近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不堪回首话童年
王定国,1913年冬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茅棚里。
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家里,一没田地,二没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一间茅棚。妹妹活活饿死了。为了安葬病故的父亲,母亲忍痛卖掉3岁半的二弟,换回4块做棺材的木板……她六七岁时,就来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15岁时王定国被送到一户姓李的人家当媳妇。嫁人、生儿育女、孝敬公婆,这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然而王定国不同,她幸运地认识了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
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王定国家开会。王定国和母亲并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分,只知道他们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杨布客”,是王定国最熟悉的一位。这位以经营卖布生意做掩护的叫杨克明的地下党员给王定国讲了不少山那边的新鲜事儿: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子不裹脚等等。王定国听了,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即跑出山去看看。
在杨克明叔叔的鼓励下,王定国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放了脚走路安稳,干活有劲。剪了辫子,大人想揪着辫子抓我走也不容易了。”就是这些朴素的想法,让王定国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后来。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元,终于结束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获得自由的王定国,主动配合农民协会到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还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解放营山后,王定国参加了红军。
唱着战歌去长征
王定国的长征,是在歌声中走完的。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到新剧团,主要负责服装、化妆等工作。
新剧团在行军间隙排练的歌剧、话剧、歌舞、双簧等都以革命的内容,鼓舞激励着红军战士。王定国和她的战友们比别人多走了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向前赶路;休息时,演员又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
“我记得仓德山是我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涌雾罩,冷气袭人。爬到山顶时,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腰背冰凉,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同刀割。”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努力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过草地,王定国永生难忘:“我那时体重最多50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去了。”
王定国记得更多的是艰苦中的快乐:“贺龙是跟战士们一起过草地的,他骑在马上给我们钓鱼。边走边钓,我们小孩子就跟在后面捉鱼。”
那是王定国第三次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执意南下;南下作战失利后,红四方面军又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一起再度北上。王定国当时并不明白如此艰苦的行军为什么要一次次重复,知道的仅仅是必须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
“我们剧团大多是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立着也会睡着。有时夜行军途中,忽然一道命令:原地休息。只要一坐下来,就会睡过去。有的同志醒来一看,队伍已无影无踪,便心急火燎地拚命追赶,几个小时后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掩护红军女将领
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令王定国没有想到的是,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王定国所在的“前进剧团”随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继续向河西走廊挺进。
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官兵,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团战士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与敌人苦战一天后弹尽粮绝,剧团领导大多牺牲,余下30多人全部被俘。误以为包围了红九军军部的敌人,发现抓到的都是些妇女和孩子,大骂上了当。
幸运的是,一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这次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提出扩大剧团。王定国和战友乘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团。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是我党第一代女党员,曾留学苏联5年,当时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敌人悬赏1000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
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说是做饭的炊事员。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团都是小孩子不会做饭为由,提出让“苟秀英”来剧团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从而使张琴秋躲过了一劫。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回到党的怀抱,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共救出2000多名战友。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十分困难,就和伍修权一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考察调查,向党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并提出了建议,对解决原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生活、医疗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勤学习大器晚成
获救的王定国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在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工作。有一天,王定国和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聊天,一位老同志走过来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你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
”王定国答应第二天缝好后给他送去。老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叫谢觉哉,就住在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去送衣服时,谢老远远地招呼她,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们要多准备些辣椒,说这可以御寒。这次再次相逢,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老,只记得起这个姑娘姓王,而王定国对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朝夕相处中,王定国和谢觉哉结成了革命伴侣。从此以后,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老身边工作。王定国在娓娓动听的讲述中,三句话不离“谢老”,在她心目中,比她年长30多岁的谢老,是同志,是爱人,更是导师。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
谢老14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卧床不起,70多年很少间断。早期的日记大多遗失了,1919年以来的日记谢老精心保存着,其所用的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文革”中,担心日记被抄,谢老和王定国把日记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沙发里。
1969年的一天,被诬为“叛徒”的王定国结束40多天的囚禁生活回到家里,推开门,看到的是已经瘫痪几年的谢老躺在沙发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几十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日记。
1978年开始的6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
王定国酷爱书画。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老人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她最爱画的是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则是用嘴巴吹出来的,“画”和“吹”相结合的梅花栩栩如生,形象逼真。她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
其实,王定国没有上过一天学。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是在74年前。1934年1月,王定国和区苏维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当时要求学员要能记住、能讲,最后要进行实习演讲才算通过考试。她们大多数人不识字,只能用脑子硬记。考试时,王定国向全班同学声情并茂地宣讲了土地法,受到大家称赞,得了第二名。
真正激励王定国学文化的是谢老。“我和谢老结婚时,还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一天晚上,谢老赶写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找给他。几份报纸,我竟来回拿了4次都不对。还是谢老自己取回报纸,谢老问我:‘定国,今天怎么啦,连报纸都拿不对?’我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不识字。从那时起,谢老就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学文化。”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她参与发起的“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她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顾问,积极投入了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在她摆满了书画作品的客厅里,王定国为笔者展开一幅3米长的画卷。这幅题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作于1996年10月,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日子。画面上山色苍茫,红旗翻卷,千帆齐发,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留着徐向前、林月琴等2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
“他们都走了……”王定国平静地说。是啊,走过长征岁月的战友一个个离去了,而在长征中一起与恶劣的环境和凶残的敌人搏斗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