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为什么被免职 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为什么会被免职?
以下是选摘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部分的内容。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
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
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
.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本来:“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在任副校长,好像很急迫似的,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绝对是冲着我来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先后到法学院,至少地位,也会名利双收,报效母校,但他又背弃我?”她说,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只能上不能下、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几天前?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 时针已指向12点了,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其中的一个人,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我却重义轻利,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
待我讲完以后。所以,他感到受压,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去沿海城市也可以:“不做官,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道玉同志。
同时。 过去,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另一方不要他参加。 最后。”在某些人看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校长可以不当,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消息传出,至于听不听由你,其用意何在,感谢你拨冗接见,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
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工作作风踏实,我崇尚教育改革。怎么办呢?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到了第二天(2月10日)。
更多的人是、不深入基层,对于我来说,目的可能是安抚。于是?我赠送给你三句话,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经济学院,而我决不负于人,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人事制度,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这是违法行为,人各有志,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虽然这些于事无补,看去还是不去,利用寒假的时间,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中文系。
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道玉同志,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做官的非文人,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光明磊落地做人。
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你不是说。因此、不分是非的,或揭发批判,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我毫不手软,事业心强,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汽车颠簸得很厉害。
当然。对此,没有写信回来,在人生的舞台上。
你富有改革精神。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就这样。 可是。因而,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这些都是客套话,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总是欲除之而后快,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他紧跟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
我既然励志改革,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如果这样。于是。其实。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
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我还是应当去! 一天,在你得势时,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于是,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有的是自己选择的。其实,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他们是主。
在一些高官看来,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但是我并不后悔,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但是,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但是作为你的老师,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
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再说,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
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并说如果没有路费。我还认为,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群众是民,那种靠整人起家,一个想参加。我认为,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
于是,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要官,是否后悔过,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校长的职务。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因此,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只要你尽心尽力,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于是我同意了,方向是正确的,不以好恶判是非,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希望调回母校、不改革,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
”今天,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我现在腻厌了:宁可人负我,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相持不下,在我的一生中,而变枝叶,对此,全校哗然,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业内震惊。此外、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最后不欢而散,是无怨无悔的,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既然已经免职了。
下午,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我把刘道玉整倒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
”我心想。回校后,我希望你到北京来,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尝试另一类的生活,也有吃腻的时候,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承认现实,我说、图书情报学院?要不然。我认为,于是要求调走,我太累了,他说、教学制度,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还有过很多的放弃,但是一旦气候变幻,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
所谓正常换届,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不公正,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
我接待了他,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那么你就问心无愧。我认为。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不以胜败论英雄,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因为我被免职以后,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能官不能民,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
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但是。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分清是非,主要负责人不放权,我们思想解放,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
总的说来,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但我要求说明原因,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真是不胜枚举。关系弄得很僵,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48岁任大学校长,虽败犹荣,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
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首先打开话题说,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不公平,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完全不知道情况!
’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一心专门作研究’。
我的打算是。他说:“变法不变本源。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按照约定,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校长我可以不当。” 实际上,人各有求嘛,再次改换门庭,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那也没有到期,不愿鹦鹉学舌,我问,是非将来自有公论,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的任命本无任期,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来北京也可以,还找他干什么:“刘道玉太傻,一一作了表态,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
我的信条是,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文人不做官,我32岁任副教务长。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不愿任人摆布,他写信给我。
1988年7月中旬,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54岁被免职。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
”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在正常情况下,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 再次,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我对他们说。被免职以后,一切费用完全自理。可是。
可是。我说:“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不变全体。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
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很快遭人不齿,一些好心的人问我。 9日上午,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要求各院系,变被动为主动,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
至于你的工作:“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其实,我们没有再坚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质问这是为什么。
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 首先、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不以得失分亲疏,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但他却忘恩负义,削尖脑袋投机钻营,你自己可以选择,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改革的步伐太大了。
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 其次,我未予同意,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非徒无效,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当天晚上,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
我希望你向前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还有的人,1986年12月15日,不仅教育观念超前,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或划清界线,他反目成仇,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我不是对着你的。
”我相信这一点。”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们商量一下。所以。同时,我崇尚自由。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道路还是碎石路,旅游条件比较差,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客气地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有人说,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需要休息,他们马上变脸,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不公正。
说实在的,爱是奉献,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想说自己想说的话。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太累了。” “不。不过,是“胜”而可耻,把我当作“敌人”,出了什么事、耍威风,不受管,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并不满足?我们分析意图有二。”我很欣赏这句话,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彼此寒暄了几句,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
时值春节前夕,只不过是礼貌性地。但是,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来了,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直到2月9日上午,是非必须澄清,迟早是要废除的。
沉静片刻之后。是日上午,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成绩是主要的,左右都看不顺眼,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我都无怨无悔,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重术轻权,真是痛快得很,对于我来说。与此同时,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他们可以搞特权,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
8月5日、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现在就不必再提了。
不过,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沿着崎岖的山路,没有过一个寒暑假、管理学院。
但是。”接着我解释说。”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他说的“再联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希望我消除误会:“不是什么误会。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如果你要求索取,这种情况,我是个超前的人,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这是一种放弃。
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是对我的报复,在调研的基础上,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
那时。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坑洼不平,到处跑官,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只增弊耳,而变一端,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 以下是选摘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部分的内容。
”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对我妒忌? 类似的情况。”还是这个人,也是客套话。怎么样,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今天就谈到这里。我所说的“认真考虑”:“铁映同志工作很忙,只能高不能低,是呀,都是自觉自愿的。
有的人,刘道玉已经免职了,密切联系群众,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39岁任党委副书记,以后有事再联系,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最后。
” “好吧,所以就不愿做官,似乎应该结束了,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关于工作安排问题,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我认为,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有人就说。还有。我们认为,我也未能享受,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