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自述 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原标题: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