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回国与妻子产生的误会及一双龙凤胎

在伯克利分校期间,赵南明发现许多物理学家正在积极地转向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科学的中心正在向生命科学转移。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从伯克利转到加州大学欧文医学院的生理与生物物理系,希望以自己在物理方面的优势,为清华在生物物理研究上开拓出一新路,他给母校寄回了一封复建清华生物系的建议书。

1981年,赵南明回到清华,参加清华学科规划小组并受命负责复建生物系。困难重重,当年的生物馆已变成校医院,一切从头开始......“最大的困难还是观念,人们总是问:清华为什么要建生物系?生物科学与其它学科有什么关系?”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84年,生物系在清华大学重建,并更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当年只招硕士生,第二年才开始招本科生。赵南明的目标是将清华生物系办成世界一流的生物系,他请来加州大学欧文医学院优秀的华裔生物学家蒲慕明担任复建系的第一任主任,自己则担任常务副系主任。“蒲慕明教授虽然每年只在清华呆40天,但他带给生物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只有最好的老师还不够,赵南明还要找最好的学生,就这样,施一公就成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

2007年7月,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300多位华人生物学家和学生出席会议,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说:“我相信,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华人生物学家将在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与清华相比,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环境确实更好一些。在美国,我的学术研究正处于上升期,并不是到了顶点后才回来,比如说,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我有5个独立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基金;我是讲席教授(Endowed Professor),有专门的基金会在支持我的科研,我的科研还得到一些制药公司的资助,每年,我的实验室直接用于科研的经费大约有150万美元。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回清华。”

在施一公的生命中,父亲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施一公的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父母结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我是在‘***’时郑州开始武斗那天出生的,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终来到一家保皇派医院,在惊恐中将我生下。父母想给我取一个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想来想去,就取了‘一心为公’的前后两个字。”

施一公说自己的性格随了父亲:“我父亲非常聪明,性格爽朗,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健谈。他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盖房子;到机械厂做硬质合金刀具,又成为业务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他帮助姐姐、哥哥和表姐、表哥们复习,他觉得他的知识第一次有用了,他给他们讲X、Y、Z,解方程式,我当时听不懂,但觉得真酷,这种环境对我影响挺大的。”

在河南农村的经历让他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而看不起别人,否则,这个人缺乏教养,会被更多的人看不起”。然而,他未曾料到的是:在美国、英国和瑞士,自己也经历了被歧视的遭遇。

1991年夏天,当施一公准备回国看母亲时,他的汽车被盗,又被抢了一次,心情非常不好,便决定去欧洲散散心。然而,这次散心之旅却变成闹心之旅。

当他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到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贫穷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古巴、北朝鲜等国家的人被列为一类:“不仅签证费最多,而且像查户口式地被盘问,就是觉得你没资格去。当时的感觉就很不好。”他获得了到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我在伦敦机场入境,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下,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一下,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没有。他们看我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将我留下来盘问,还翻开我的包,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看。

这时,后面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那时我感觉很受侮辱,心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我不就是一个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吗?”

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受到了同样的“特殊待遇”,他深受刺激:“不就穷一点吗?因为穷而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所谓的人权、人人平等、自由平等的理念非常不一致。”

更让他愤怒的是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里,他每天会花半个多小时看《华盛顿邮报》的国际时事和美国国内的大事,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消息。“看了后心里常常很不平衡,觉得中国不应该被这样妖魔化。”比如对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的歪曲、丑化和没有事实根据的指责等。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事情对我思想的影响太大了。你问我回清华最想做什么?我最想做的就是育人,科研只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甚至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课,一定爆满。我们不需要空洞地讲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觉得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课应该注重实效、激发学生的爱国共鸣和热情。”施一公说。

“我认为我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

普林斯顿大学是施一公事业开始和成长的地方。

1997年4月,尚未完成博士后研究的施一公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2月,刚到大学任职,他就拥有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启动经费。

他选择癌症为主攻方向,并以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为主攻目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想从根源上了解它们,揭示其分子机理。“这是我的特长所在。”施一公说。而他动用的主要手段就是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以获得关键蛋白质的原子水平的结构。“我们看到癌症抑制因子和致癌因子的一些空间结构,看到它们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作为治疗和防治癌症的突破性手段。”

研究突飞猛进。2001年,他获终身教授职位;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因在细胞凋亡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学者。2005年,施一公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

从2000年开始,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开始“挖”他。“2004年,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给了我很好的职位,对研究很有帮助,我也曾想过离开普林斯顿。”为留住他,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涨工资、资助个人购房、提供占据一个楼层的500平方米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