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故居 京城觅遗迹——寻访邵飘萍后人及故居
还是在2005年的冬天,接到一项书稿任务,要我写写邵飘萍和《京报》,于是在微寒的车水马龙的北京,我四处探访邵飘萍的后人和老《京报》馆的旧踪。
也许,许多今人已经不知道邵飘萍和《京报》的存在。然而,在80年前的北方,《京报》被赞为是最进步的报纸,鼎鼎大名的《京报副刊》、《莽原》都在其属下,鲁迅、孙伏园、徐凌霄、潘公弼、沈从文、胡也频、石评梅等都曾与之结缘。社长邵飘萍是上至总统总理下至贩夫走卒都能谈得拢的名记者,更是从写文章、到报纸经营、新闻教育无所不精的“新闻全才”。
就是这样一位“以新闻为唯一嗜好”的著名报人,却死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里。两人结怨于1918年2月。其时,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
‘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从出身到做派,邵飘萍对张作霖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也为自己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最让张作霖耿耿于怀的是1925年年底,邵飘萍对起兵倒戈的奉系旧部郭松龄的支持。当邵飘萍知道郭松龄有倒戈反张之意时,他便抓紧在冯玉祥、郭松龄之间穿针引线,支持他们签立密约,联合起来反对张作霖。倒戈开始后,《京报》上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两位将军的新闻、评论,甚至还发过一大张两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左右时局的人物照片,为倒戈造势,引得京城民论沸腾。
已被郭松龄搞得焦头烂额的张作霖汇款30万元,想堵住他的嘴。30万元,这个数字比袁世凯收买粱启超还多出10万,开创了军阀收买舆论界的新纪录。然而,邵飘萍却并不买他的账,他高调回应:“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乎,张作霖“乃有飘萍必死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邵飘萍遭友出卖被捕,“严刑讯问,胫骨为断”,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于北京天桥,年仅40岁。8月,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同样因言获罪,被张宗昌下令枪杀,世人感叹地称之为“萍水相逢百日间”,“青萍”、“白水”也从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并称的“人杰”与“鬼雄”。
邵贵生老人已86岁高龄,他是邵飘萍的长子,也是健在的子女中唯一在京的。父亲遇害后,年仅6岁的他和弟弟被家人藏在东交民巷,以防军阀斩草除根,为邵飘萍打幡起灵的是其侄子,邵飘萍的挚友京剧名角马连良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把入殓的过程记录了下来。老人关于父亲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提起时仍然是满脸的敬重,我们在温温的茶水浸润下,缓缓地走进回忆。
邵飘萍共有子女5人,儿子贵生、祥生,女儿乃贤、乃偲、乃奇,均系早逝的邵飘萍原配沈夫人所生。邵飘萍身后,由他的另一位夫人汤修慧抚养。1929年,在汤修慧主持下,《京报》复刊,并于他蒙难三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念特刊。
“七·七”事变后,汤修慧不愿为日寇张目,毅然停掉了《京报》,并抛弃了全部资产,只身脱出日军包围的古都,辗转奔波全国12个省。他们兄妹几人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也都长大成人,只是飘零在北京、上海、贵阳等地,纵是真正的亲人,却也难得一见。
文化大革命中,汤修慧亦未能逃脱历史的噩运,年近古稀的她被红卫兵打成牛鬼蛇神,遣送回浙江金华老家。她不甘屈辱,向曾在北大旁听过邵飘萍新闻采访课的毛泽东秉笔申诉。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立即批示予以纠正,并派人将汤修慧接回北京平反,她才得以幸福地安度晚年。1986年3月,一代女报人汤修慧病逝于老《京报》馆内,享年96岁,与丈夫同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女士1982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当年4月,邵飘萍的烈士身份得到肯定,他的骨灰也即将被安置进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方汉奇教授为此给《文汇报》写了一篇短稿,介绍其事。
刊出后不久,《文汇报》党委就收到隐居在无锡老家的祝女士托养子带来的花篮,搞了多年邵飘萍研究的方教授这才知道祝女士的存在。得知这一消息,方教授向邵贵生、邵乃思等人求证,又专程到无锡西塘祝女士的家中。据方教授回忆,祝女士家里的桌椅橱柜沙发等家具,几乎全部是20年代在北京住家时的旧物,就连窗帘椅垫之属,也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精品。
当年的祝文秀已经80多岁了,但眉目清朗,精神矍铄,头脑也很清楚,还能说一口很标准的北京话。
由于祝女士偏安在南方乡间,才得以躲过文革浩劫,保留了人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邵飘萍的遗物。据方教授统计,仅祝文秀所珍藏的有关邵飘萍的照片就有47张,其中的大部分后已移送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庋藏。1988年,祝文秀病逝,终年91岁。
邵贵生老人现与小女儿生活在北京方庄一处新颖的住宅区,偶尔还会去小时候呆过的《京报》馆看看,那里是邵飘萍最后几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京报》馆解放后做了一家工厂的宿舍,邵家现在那里只存有两间小屋。在“文革”浩劫中,存放在报馆里的邵飘萍的遗物,包括藏书、文物、手稿、图片、资料等,都被查抄和焚毁,甚至《京报》的合订本也被当会计的邵贵生先生处理了。
谈起这些事情,老人很平静。只是在谈到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外孙女时,老人的情绪才有些激动,并兴奋地把小外孙女的照片找来给我,那是一个满脸阳光的女孩儿,也是邵家后人中唯一一位与先辈职业相关的准记者。
从老人家出来,我又辗转找到了老《京报》馆,这是一座两层高的日式灰砖洋楼,它是当时北京新闻界唯一一座自建馆社,位于宣武城南的魏染胡同,不远处就是梁启超曾经纵谈阔论的湖广会馆,他的文章曾经把江南才俊邵飘萍和湖南少年毛泽东都搅得血脉赍张,而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盛赞邵飘萍是一位“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并自认是邵飘萍的学生。
冬日的老《京报》馆异常的安静,完全不复当年的喧嚣和倥偬,门口的大树已掉光了叶子,枝枝桠桠没有想象中的冷峭,却透着诉之不尽的孤独,于是,即便是在午后的阳光里,我的心也不由得氤氲了。
(林溪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