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为何难被超越?曲作者陈钢揭秘创作背后的故事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好声音”,而善于表现宏大叙事和深刻抒情的交响音乐则是表现这种“好声音”最为强力、丰满、立体和多彩的载体。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1949年诞生了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她,理应有自己的“好声音”,而《梁祝》就是这样一个应时代的需要和召唤而诞生的作品。

陈钢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交响音乐作曲家。早在求学期间,即因与同学何占豪合作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蜚声中外乐坛。此曲于1997年在美国达拉斯演出后,引起巨大轰动,陈钢也因此被授予“达拉斯荣誉市民”称号。陈钢的作品以触动人心的情怀、浓郁的民族风韵和丰富的当代作曲技巧三者巧妙融合见长。此外,陈钢还是位优秀的散文作家,著有《三只耳朵听音乐》、《蝶中蝶:陈钢谈艺录》等文集。本文中,陈钢先生回忆了《梁祝》的创作历程以及创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往事。

1958年,我与何占豪都是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虽然我们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之前也并无交往,而且两人分别就读于音乐学院不同的系与不同的专业(我在作曲系四年级,他在管弦系进修小提琴)。但是,我们都有一颗共同的赤子之心,都想通过谱写《梁祝》这样一部在中国流传一千六百年以上的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来表现中国人民对不朽爱情的歌颂与追寻。

《梁祝》诞生前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由一个口号、一个小组和一部电影造成的前期铺垫。

“一个口号”就是指当时提倡的“民族化”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在支部***刘品的倡导与支持下,将以何占豪为首的几个小提琴专业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来探讨小提琴演奏与创作中的民族风格问题。

“一部电影”是指1953年出品的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它上映后即在1954年的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音乐片奖。电影大师卓别林在日内瓦观看这部影片时潸然泪下、赞不绝口。这部以流传在中国一千六百年以上的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传说连同它缠绵委婉的越剧唱腔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这些条件都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前期铺垫与“催生素”。

但是,《梁祝》诞生的时代却又是一个不该诞生《梁祝》的时代。

1958年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它的主旋律是“***”、“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和“女民兵”。而描写“才子佳人”的《梁祝》却是与当时的主旋律格格不入的。那么,它又怎么会被时代所容忍,而且还被定为献礼作品全力推出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当时音乐学院的“执政官”——党委***孟波。在1958年“***”的政治气候中,在文艺界盛行“文艺应该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口号的时候,他竟然不赶潮流,在实验小组上报的三个题材,《女民兵》、《大炼钢铁》和《梁祝》中,“圈”中了位居第三的《梁祝》,这无疑是一种冒着风险的选择。而且,除了这一“圈”外,他的一“点”和一“顶”也是《梁祝》得以成功的缺一不可的关键。一“点”是指他的“画龙点睛”。《梁祝》初稿完成时,只以“殉情”结束,没有后来的“化蝶”。是孟波提出了要加“化蝶”来表现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的反抗,表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生前不能成双对,死后天上蝶双飞的意念。一“顶”是指党委在讨论创作班子成员名单时,有人提出“陈钢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不宜参加献礼创作”,可是被孟波顶住了。他说,出身不能选择,重在本人表现。我想,如果没有他这一“顶”,可能也会有别个样式的《梁祝》出现,但当然不会是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梁祝》了!

在写《梁祝》呈示部(“相爱”)中的副题时,用了一段小快板来比喻梁山伯与祝英台共读同玩的欢乐情景。当时为了加强作品的民族色彩,曾经想在配器时加入一组民族弹拨乐器(三弦、琵琶和月琴)。那时的学生乐队,每周只能排练一次。第一次排练时,我完全听不到这组弹拔乐的声音,因为它们在大乐队里全被淹没了。第二次排练时,我要求他们尽量地使劲弹,结果听见了,但听到的全是噪音!这可怎么办?要么听不见,要么全噪音。第三次排练时,他们因开会请假,没来排练,结果音响显得很干净统一,而弦乐的拨弦也可以代替民族弹拨乐的音效,因此,到第四次排练时就请他们不要参加了。

人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球村里,首先要国际化,要找到一个共通的交流平台与世界对话,同时又融入特有的民族元素。这也就我们为什么要将《梁祝》写成小提琴协奏曲而没有写成二胡协奏曲的缘故。

中国的民族音乐中有标题的传统,但标题常常仅为“标意”而非“说文解字”。如京剧曲牌《夜深沉》,听起来既不“夜”又不“深沉”。再如《春江花月夜》,虽然每段前都有小标题,但留给我们听觉的并不是细部描绘,而是整体意境。《梁祝》也是。虽然我们在普及音乐时可以沿着原来的戏剧台本“草桥结拜”、“同窗共读”、“十八相送”、“逼嫁”、“楼台会”、“抗婚哭灵”和“化蝶”等线索去引发听众的文学联想,但这并非音乐的审美本质。因为音乐不是文学的附体和解释词,而是一个有动态结构的生命活体和一种不可言说的心灵语言。前几年,我应邀到英国的伊顿公学观看他们演出《梁祝》。“伊顿”是所著名的贵族学校,下面的听众当然全都知道莎士比亚,但是他们既不认识梁山伯,也不认识祝英台。可是,当演出结束后,他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休息时,在场的欧洲凤凰台主持对我说:“陈先生,您知道吗?楼上的老外都哭得稀里哗啦呢!”我想,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知道了“梁祝”的故事情节,而是这首有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情怀的作品感动了他们,这种感动是一种超越语言、超越国界和超越历史的普适性感动,是一种被音乐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言说、但却能穿透人心的力量所引发的心灵撼动!

人类的感情是共通的,爱是人的根,情是人的本。而音乐正好是沟通情爱的最佳媒介。《梁祝》的人文价值就是因为通过了一个中国的民间传说,谱写了普世的爱。

音乐是一种无色、无相、无字、无形的音流组合。这种组合可能有一定的情绪指向与意象联想,但由于它是一个开放和多义的动态系统,所以不可能予以固定的定论与定格。当然,作品的诞生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的结晶。如果不是因为“***”时出现的那种“畸形”的小提琴热潮,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拉琴;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迫切需求而又无曲可拉的无奈状态,尤其如果不是因为潘寅林把我从那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拉出来“逼”着我不断写作的话,那么同样也就不会催生出这一批“红色小提琴”作品来。当然,如果这些作品不是出自我手的话,今天也就不一定成为被历史留存下来的“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