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的弟子 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
【摘要】:历史,一是指过去事实的记载;二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三是指经历,底细;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沿革,来历;五是指以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六是指历史学科。精品学习网论文网为您提供历史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赵俪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投身革命,中年转入学术研究。他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他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开了中国史学界的先河,立论超前,见解深刻;土地制度史研究另辟蹊径,史论结合,自成体系;中国文化史研究不囿学科畛域,线索清晰,鞭辟人里;研究顾炎武,孜孜不倦,毕生不辍,并以之为楷模;对西北之学、地方史、边疆史、蒲松龄研究等皆有涉猎。
赵俪生先生以其曲折的经历、独特的个性、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执著的追求,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举凡研究学人、学术,都要讲究学历门派、学术渊源、师业承受。赵俪生先生之所以成为学术名家,除了他的天赋外,还与其特殊的经历、家学传统、学校教育、师承关系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在赵先生的学术构成中起着作用。
1917年6月,赵俪生出生于山东安丘一个颇有文化传统的农民之家。18岁,考取了北京大学,一星期以后,又转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掌过门旗,进行过演讲,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这段经历使赵先生被校友称为"老一代清华精英"。
卢沟桥事变后,赵先生到山西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曾到过延安,两年后因病离开部队,在陕西乾州中学讲授英语。1946年底,赵先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夏,被傅斯年推荐到河南大学任教,受聘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后,赵先生到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研究员,给艾思奇同志当助手。1949年济南解放后,被派到济南市军管会工作,后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1950年秋到长春,任东北师大教授。同年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期是赵先生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时期。赵先生深得华岗校长的厚爱,是当时历史系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与《文史哲》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担任《文史哲》的编委并先后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22篇,甚至有时一年就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达4篇。
他除了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通史"外,还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课程,为山东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繁荣作出了贡献,与老一代山大人一起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炽。
1957年夏,赵先生奉调到兰州大学任教。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教课、写作的权利,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不久,兰大的文科下马,赵先生被并人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之后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农场接受"改造"。
在那一片戈壁荒野,他经常挨骂、挨打、罚跪,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工暇时他也总是一个人读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农场同事用"太史公,牛马走"来形容他,寄寓了嘲讽、同情、钦佩等复杂心情。
1961年兰大文科恢复,赵先生又回到了兰大历史系。1963年,学校给赵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1970年兰大革委会动员正当盛年的赵先生办理了退职手续。1972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过问,赵先生得以复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先生所谓"右派"问题获得彻底改正,他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堂和学术园地,焕发出了第二次学术青春。
赵先生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和新中国的昌盛,他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赵先生的治学经历显示了自身的特点。他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属于科班出身;他有着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师承关系;论学术思想渊源,可谓古、今、中、外兼有,文、史、哲、理并包,儒、道、墨、马列主义皆通。
赵先生在回顾他的师承关系、学术渊源时借用蔡尚思先生的话说:"老师有两种,一是‘死老师’,一是‘活老师’。"[1]五(P21)执行口授面谕、传道授业的是"活老师",而只能通过文字的传导接受教诲的是"死老师"。所谓"死老师",就是浩如烟海的书籍,赵先生正是从它们当中汲取了养料和成分。
在青岛铁路中学,赵先生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他后来意识到这段经历使他"头脑开始接受第一次铸造"。[2](p503)在清华大学,赵先生受到了中国最好的教育,开阔了眼界。赵先生回忆说:"至于老师,那么山南的,海北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每人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愿意怎样讲就怎样讲。
"[1]五(P15)同学也一样,"虽然以江苏、河北、山东、浙江、广东籍的居多数,但全国各省包括边远如甘肃、青海、贵州、云南籍贯的都有,每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学历、方音、风俗习惯,包括特别聪明的和特别怪癖的都在内。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感受,会油然而生"。[1]五(P15)与此同时,赵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赵先生的师承关系中,既有家传的又有社会的,既有文学的又有历史的,既有自由主义的又有马列主义的。既有"沉潜"的又有"高明"的。他的祖父是举人,内阁中书;父亲是秀才,擅长书法,喜爱填词。赵先生说,他的头一个文化老师是他的父亲。
赵先生的第二个文化老师是闻一多先生。在中学读书时,赵先生就在他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先生。后来闻一多到清华教书,就成了赵先生的老师。赵先生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
[1]五(P112)他说:我平生第一次学会查类书、翻丛书,就是围绕着闻一多先生的作业开始的。"久之尝出滋味,即根据一根线头可以找到很多花花绿绿的线头……对一件事的底蕴,像破案一样,追踪寻访,从类书中找到线索,还要缘着这条线索深入到一部原书中去……一般习惯是借查甲案的机会,不知不觉地牵连到乙案、丙案上来。
[1]五(P22)"我和闻先生中间,不仅有学业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陶冶。"[1](P23)直到抗战时期,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先生怀着沉重的心情在上海《文艺复兴》上发表了《混着血丝的记忆》,以表示对先生的怀念。
赵先生的第三个文化老师是嵇文甫先生,也是第一位对赵先生有影响的史学家。嵇先生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又研究哲学,属于"高明"一派。
在河南大学的一年,赵先生和嵇先生朝夕相见,每写文章都要请教嵇先生,从中受到鼓励、指导和启发。赵先生的第四个文化老师是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王先生"在鉴别琐节的时候,是十分沉潜的;但他在赋性上又有不少狂气,狂气发作时就非常高明了"。[1](P28)赵先生跟王先生学到了识读"两周金文辞"等文献的招数。
除了文化、文献方面的老师,还有理论方面的老师,对赵先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艾思奇、何干之、华岗等。赵先生回忆,"当时在华大,真是进步学者如云,如过江之鲫,但我最受影响的.只有两位,一是艾思奇同志,一是何干之同志,他二人在‘史论结合’方面给了我不少的教益"。
[1]五(P33)赵先生认为,华岗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是一个知识面挺广而不在哪一方面搞专精的学者,往往这样的学者更能给后辈人才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华岗死后山大学生久久怀念着他的原因之所在。……至于我本人,我是在许多方面从华岗那里受益。"[1]五(P230)在清华读书时,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就给赵先生以深刻的影响。
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后,赵先生应邀来山大工作,他俩交往甚密。华岗给赵先生以思想理论上时指导,使赵先生在学术界扶摇直上。赵先生称华岗"确确实实足政治论争和学术论争中的一名老资格的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