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顾炎武 赵俪生:介绍顾炎武致黄宗羲的一封信

目度平生所见古今学者书札,不可谓少,而独顾亭林致黄梨洲书一通①,数十年萦怀不忘,并且感到有向青年人推荐的必要。因为其中既有关于治学方法的启示,又体现着爱国主义的伟大胸怀和抱负。此札见于《南雷文定》附录,全文如下: 辛丑之岁,一致武林,便思东渡娥江,谒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

及至北方,十有五载,流览山川,周行边塞,粗得古人之陈迹。而离群索居,几同伧(cāng,粗野、鄙陋)父。年逾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 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

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kuì,盛土的竹器),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厚,民生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

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谂起居无恙。因出大署《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尝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 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②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

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诸同志之末,赐以抨弹,不厌往复,以开未学之愚,以贻后人,以幸万世,曷任祷切。

我们先把琐节弄清楚。“武林”即虎林,即今杭州。秣陵即今南京。蓟门指今北京。“陈、万二君”之万,指万斯同,字季野,为黎州高足弟子,此时正在北京助修《明史》。“奉春一策”,指国家建都问题,此处系用汉高祖接受娄敬建议建都长安,娄敬封“奉春君”的典故。

一般说,这通信札中的典故或难解的讳语是不多的。 在第一段里,顾炎武说自己当年有到浙东去拜望黄宗羲的心愿,而未能实现。十五年来,他在山(西)、陕(西)一带做了一些实际的调查研究,有所收获,但距离江、浙的朋友们远了,似乎成了“土包子”。

现已年逾六十,仍感到无所成就。这段话是对比自己年长的人例应说的谦虚话,不能目为虚伪。在第二段里,顾炎武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在一开始不过是一个吟风弄月的文士而已,但经历了多年的艰苦锻炼和探索,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从量的增加到质的移行,懂得了一些历史衍变和发展的规律。

这段话的分量是很沉重的,但绝不是自我夸张。 在第三段里,顾炎武把科学研究跟当前政治联系起来。

当时是清军入关不久,顾炎武、黄宗羲与清朝统治者是抵触的、不可妥协的,所以他们相互慰勉:“著书待后”,就是说,他们探讨国家治乱、民生根本,不是为了哪家统治者,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和全国人民。

这中间寓有充分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整个国家、广大人民的深切关怀和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胸怀和抱负,反映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因而很值得后人学习。第四段是说他们彼此交换了各自的代表作,要求互相批评。

《日知录》八卷本,数十年未得见,前年在王献唐先生三子王国华同志(今已故)处得一见,刻印的相当精美。可谓“碍时未刻”云云,三十年代黄侃(季刚)先生已据张继藏的抄本进行了校补。 总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十七世纪两位最伟大、最有成就的学者,一在浙东,一在山、陕,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环境里参加抗清斗争,以后又潜心钻研社会历史,总结经验,各自写成了自己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和《日知录》留给后世,并且彼此互相切磋,互求教益。

读着这样的信札,我们的年青一代,特别是爱好历史,学习、研究历史的同志们,在精神上怕是不可能不受到极大的感动的。这跟那些嘁嘁喳喳互相拨弄的信札,或跟那些琐琐碎碎争一句一字之音义,以至红头涨脸的信札相比,真是不堪以道里计。

就单以气魄说,也是少有的。 ①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绎,字忠清,清入关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

二人均为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明末都投身于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明亡后,又分别操戈抗清。 ②《明夷待访录》一卷,黄宗羲著,是我国十七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光辉著作,对清末民主思想的兴起颇有影响,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日知录》三十二卷,顾炎武所著读书札记,有极高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分别见于本刊1982年第1期与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