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王瑶 赵俪生:含苞待放、脱颖欲出的王瑶与冯契
旧语词中有两个词我很喜欢,一个是“含苞”,一个是“脱颖”。 前者说的是花朵,后者说的是毛锥(毛笔)。花朵在开放以后,自然 是堆灿如锦;毛锥一旦脱颖而出以后,自然是笔走龙蛇。但我感到, 都没有含苞待放和脱颖欲出未出时候更富于情趣,更耐人寻味。
话归 本题,1936年时王瑶兄22岁,冯契兄21岁,鄙人19岁,在一块上学, 使得鄙人得以领略二位学兄如何含苞欲放未放、脱颖欲出未出时候的 情景,而今活在阳世三间的人中,熟悉此情此景之人,恐怕是舍我其 谁了。
故不顾耄耋,愿就此有所撰述。 王瑶兄出生在山西平遥。这个地方,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金融事 业上,都是不寻常的。在政治上,它一度是“代”郡的郡城,故城郭 保留,宛然至今。
在金融业上,它是票号的发祥地,有明代华尔街之 称。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 也没有沾染到王兄的身上。从同学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察到遇事他比 我反应快,他即刻反应能力很强,而我要过好一阵才能做出反应。
所 以,我在给嫂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智商打80分,而王兄在95分以上。 而我心底里暗暗设想,这和金融业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明敏,怕是分不 开的。 冯契兄出生在浙江诸暨,我们同学间常开玩笑说,那是出了西施 的地方,可我们一面开玩笑,一面心里清楚,冯兄跟西施没有一丝一 毫的相似。
他出自农家,性格偏于内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就不声 不吭地啃大本大本的西文版的康德和斯宾诺沙。
很快,他就被老师们 所器重,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兴的 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 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个讲堂七八十个人,你的眼睛 里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那么我们大家伙就只是“聊陪末座”了。
从此中也可以看出,冯兄的脱颖欲出,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先生觉察 到了。 人总有个“坯子”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挂釉,还没有彩绘。
等一挂釉,一上彩,一只美丽华贵的瓷器就出来了。我要说,论“坯 子”,王瑶兄应该是一个革命者,或者说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很长一 段时间,看不出他准备当学者的意图。可是历史总是曲折的,他进去 又出来了。
当学者,在他,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到昆明复学,当研究 生,那些措施,与其说是属于事业的,勿宁说是属于职业的。 我看,他的本行,还应该是文艺理论和当代作家研究。那时,他 整天不释手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
在这方面,应该说他 的底子很深,至于陶渊明以及魏晋文人等等,那是远远以后的事了。 他后来之所以能带出那么多精彩的研究生,一个一个对周作人、郑振 铎、夏衍等做出那么精湛的研究,其中那股“气”,是在1934- 1937年间积贮下来的。
冯契,作为“坯子”,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虽然他一辈子保有 党员身份。他似乎是一个天生成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和小 说,喜欢思维,往深邃的地方思维。当然,那时我们也都挺“左”。
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了“左联”,到现在的《左联辞典》里,还编入 我们三个人的词条。当时“双十二事件”刚刚爆发,学生中左右两派 分裂得厉害,礼堂里的“民主”不解决问题,就到校园里大打出手, 曾把一个云南省党部派遣来的研究生丢到小河里去。
从今天看,就是 违法的暴行了。不过人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段的。 现在,通过王、冯二人说说我对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关系的一些体 会。在我看来,导师和研究生间的关系,是继承和异化的辩证关系。
也就是说,又有继承又有异化。在某些个例上,表现为继承为主,异 化其次,在另些个例上,又表现为异化为主,继承居次。 以冯契为例,他的导师是金岳霖。提起金岳霖,现在报纸上刊物 上真是煊赫的大宗师了。
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位行动很古怪、内心 很诡谲的老人。当年在英国,书念得很茁实。在哲学派别上,他和系 里大多数教授一样,笃信美国的逻辑分析主义,而在我看来,逻辑分 析主义,是一条钻牛角钻不出所以然来的死胡同。
试观死钻数理逻辑 的沈有鼎先生钻成半疯,就可思过半矣。搞哲学不能那么个搞法。 40年代中期,也就是日本投降前的一二年,金和冯在昆明附近的 一小村庄里,进行着传授和继承的历程。
传授者很投入,学习者也很 投入,所以可以说,金的一套本领全被冯学到手了,这正是那句话, “名师出高徒”。但冯兄的可贵之处,是他并不在金岳霖身上止步, 经过“史无前例”的迷离之后,老年的冯契才从金岳霖身上翻了一个 身。
陕西李二曲著的书叫《四书翻身录》。哲学上的这个翻身很重要, 不管是翻60度甚至只翻20度,都是很宝贵的。因为这一翻,就“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了,冯觉察到了西方的逻辑分析主义的不足之处,单 纯靠搞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搞人文科学的方法,于是他 将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注人进去,使自己晚年的造诣达成一个新 高点。
当年老先生们对“密密密斯忒儿冯”的估量没有落空,真的出 台了一个大的角色。
再以王瑶为例,他的导师是朱自清。朱自清和闻一多是当时中文 系的两块光辉的牌子,但闻先生脾气大,对学徒要求严厉;而朱先生 修养高,气度温和。研究生投朱门者多而投闻门者少,所以王兄就投 了朱门了。
这个过程我知道。这师徒二人,就气质说,相似之处不多。 一个是虽然已决心入“儒林”,但心眼里还是一团火,还是那个参加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候的激进主义者。另一个则是“炉火纯青”, 虽然心眼里对光明的憧憬不比别人不浓烈,看世事也看得非常清楚, 但所有这些都包得很紧,很少外露,从表面看,是个无可无不可的雍 容之人。
有时,研究生和导师中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照样 可以施展教泽,学生照样可以学到东西。
阮籍、嵇康、陶潜、李贺, 这是他们师生二人间的共同课目,而王瑶兄又是个绝顶聪明之人,很 快从朱先生那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加之他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那里 得来的优势,这就从朱先生原来基地上有了某些飞跃。
这一时期,王 瑶兄写出了相当高水平的有关中古文学的不少论文。 但正如他的好朋友朱德熙所说,“他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学问 上头”,“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只有深悉朋友内蕴的人,才能 说出这么中肯的话。
还是当年含苞欲放未放、毛锥脱颖欲出未出时候 的那股子劲,在那里起作用。这个作用已经不小了。但王瑶兄晚年还 一再把自己比作闯进笼子里的麻雀,“它总要扑楞两下,但扑楞已经 没用了。”这“没用”二字未免悲观得过分。
纵观王瑶一生扑楞六十 几年的劳绩,难道可以说是没用吗?! 再说说两位学兄各自带出来的研究生的情况。这些研究生的名字 我都留意,他们的论文和专著,只要我能弄到的,都读过了。就是说, 风采已经领略,只是无缘亲受,乏握手之欢。
我所获得的旧话中有个 话叫“开窍”,那么我要说,“五四”时候人们只开了三个窍,到 “一二九”时候就开到五个窍,八年抗战人们开到七个窍,经过“史 无前例”和“上山下乡”人们的窍要开到二十个不止。
这不能不说是 文化大革命的负面的效益。新一代的研究生串联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 想到我们老师一辈,死巴巴坐在书桌旁念一辈子书,有的念出一点点 名堂,有的连一点名堂也未念出来。
现在不同了,把古的和新的串在 一起,把中的和洋的串在一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方面、角落去考 虑问题,所以,新意往往如雨后丛生。 但也并不是说这新一代完全没有弱点。他们很广,又很杂,但在 功底上显出过硬不够。
我常把导师跟研究生中间的交谈,叫做探测, 像探测海底一样,看有没有珊瑚,珊瑚有多少。举例来说,1947年我 初进河南大学,表面上和嵇文甫先生是同事,但实际上我是以师礼事 之,他似乎也默认了我这个门徒,于是开始了交谈,也就是探测。
这 一探测,我惊讶地感触到嵇先生在理学方面,也就是思想史方面,确 实是浩无际涯。这就是老一辈人根底之硬,在后辈心里所建立下的威 望。话归本题,王、冯二位学兄的徒弟们虽然绚烂多姿,开拓面很广, 但假如从论文和专著中伸进手去,摸一摸功底的话,就感到比他们的 导师稍逊一筹,有的一筹还打不住。
这些,就是新时代带来的异化了。 (选自《学林往事》,张世林编,朝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