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评价 石云龙:评蒙文通中国上古民族三系分裂说
编者按:88岁的石云龙先生争世界丝绸之源在今四川省盐亭县,是不懂得有远古联合国和其在古巴蜀盆塞海周围的分布,以及古巴蜀堰塞湖盆塞海先后两次大溃坝,才分别造成后来长江下、中游的良渚河姆渡文化和江汉湘楚文化。而有朱大可教授《华夏上古神系》一书,直指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刘向和刘歆父子等,参与史学和经学典籍篡改运动。
如果说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畏惧汉武帝,为刘家王朝服务伪造篡改典籍也不奇怪。这里像刘向、刘歆父子是刘姓皇室自家人,刘邦妻子吕皇后和汉元帝王皇后的侄儿王莽篡夺刘氏江山的内部斗争,朱大可教授说王莽启用刘向之子刘歆担任国家图书馆长,组织大批儒生造经《左传》、《国语》和《古文尚书》等,帮王莽篡位接管刘氏王朝,这也可理解。
但像作为刘歆父亲的刘向,心里还是有自己的看法。刘向的著名“抗争文化”《说苑?指武》篇中讲:“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就含有“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说要注意负面清单之意。
今天变相的中华文明起源分裂说似乎不少。在未了解王传超博士的分子人类学三分说的中国人有华夏、蚩尤和东夷三个主要的超级祖先来源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不少中国上古民族三系分裂说的观点。
其中也许最难接受的就是出生在盐亭本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他早在1927年,在《古地甄微》一书中就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 等三大系统。
其后,徐旭生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苗蛮、东夷和华夏三大“古代部族集团”,这大体上与蒙文通三大系统可对应。但被称为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联合国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却能容纳所有这类演示图的多种分支和时间等各有不同的海路和陆路,来回往返迁徙路线的早期现代人类的汇聚。
笔者石云龙在本文最前面题示:当前对于黄帝出生地轩辕之丘,嫘祖故里西陵氏各地争论不息,无法定论。但黄帝诞生在岷山、邑于下都,后迁涿鹿、陵墓在桥山与千载之冤情,应诘正本清源。《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
”《国语·晋语》云:“黄帝长於姬水。”轩辕之丘,姬水在何处,几千年没有定论,造成的原因正如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鲁淳2007年9月在河南西平县嫘祖文化研讨会的讲话中,他认为西平作为嫘祖故里的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西汉王杖简有汝南郡“西陵县”的记录。
二是西平县董桥出土了龙山文化是黄帝的器物。三是西平距离“轩辕之丘”有熊之墟的黄帝故里新郑较近,作为与黄帝联姻的西陵氏这个地理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作为嫘祖与炎帝、黄帝都是距离五六千年前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有些问题,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是完全正常的。也为我们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有些学者,认为炎帝、黄帝作为族团世袭领袖的称号,都经历了若干代的传承发展,又不断迁徙,嫘祖也应该是同样的情况。
因此他们的故里、陵墓等文化遗址,多处并存,就不奇怪了。至于具体年代和孰先孰后,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和文化普及的好现象,也使大家进一步学习研究。
鲁淳会长的讲话既客观,又实际。轩辕之丘、西陵氏究竟在何处,在史学界开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是与非辩论清楚非常必要,在辩论中必须坚持凡是论及黄帝和嫘祖出生地,必须是先秦以前就有其人名和地名、先秦以前就有史籍记载、有考古文物作支撑、黄帝出生地与嫘祖出生地远近要适宜,是全国史学家共同认定的四条原则,否则就是杜撰。
鲁会长讲的“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就是说,在辩论中各自举证说明该地是其故里的可信依据,因为一个人的出生地只有一处,辨明谁是原生地即出生地,谁是旅居地,即是迹所至的地方,让史学界积极参与激烈争辩,以先秦史籍为限,互相交流意见,不怕得罪人。
正如王堂甲副会长在拙著《中华之母嫘祖大型画册》序言中所说的:“很有深度,很有见地,很值得一读,敢于为先,敢于革命,不怕“得罪”,怕“得罪”,写不出好文章。
”经过争议,最终达到共识,最后有利於国务院授牌认可。如此才能避免几千年来“见仁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长期无法定论的局面。
笔者近期拜读了宝贵的《炎黄汇典》,学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证知识,对研究黄帝出生地大有帮助。目前有人在黄帝和嫘祖出生地的争论之际,认为“河水不犯井水”,与鲁淳会长讲的黄帝和嫘祖出生地具体年代和孰先孰后,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是背道而驰。
这些人为什么有如此的主张,可能是:其一,对黄帝嫘祖文化研究“心中无底,视野盲然。”就是说这些人对于黄帝和嫘祖的出生地胸中没有先秦以前有关典籍的概念。因此只能凑合编些故事或歌颂代替研究,盲目乐观,自以为是。
其二,怕别人捅老底,抓辫子,伤了面子。其三,这些人本身就缺乏古文史籍的基础知识,既不学习钻研,更不虚心谦逊,更为严重的是,排他性极强,尚失了有利机遇,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轩辕之丘在何处,历代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作为《炎黄汇典·文论卷》的主编,竟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先秦古《帝系》用变音的方法和改字的方法篡改《帝系》的含意,违背客观史实。
有负《炎黄汇典》寄托的众望与严肃。细揣其原由,是因《帝系》所载黄帝子青阳就竟是降居“江水”还是降居“泜水”,自后汉二千多年以来在学术界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准头的混乱局面。
《帝系》之言,出自圣人孔子之语。当今《炎黄汇典·史籍卷》总主编李学勤、主编王贵民于《世本》云:《世本》为战国时人所撰,为先秦重要史籍之一,司马迁《史记》即采用其史料,西汉的学者亦多所弥补。书中记录炎、黄诸古帝直至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姓氏、居邑及制作等。
原书约在南宋以后亡佚,从南宋起不断有人辑录。清代辑录者不下十余家,这里选录其中秦嘉汉的辑补本,於《帝系篇》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之子,谓之嫘祖,产青阳及昌意。
青阳降居泯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浊山氏之子,谓之昌仆,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汶氏,谓之女禄,产老童。以上《世本》的内容与《五帝本纪》完全相符。唯独青阳降居“泯水”,即《禹贡》之岷山导江的岷水,此“泯”字古作“茫”,谓水势茫茫貌。因此,司马迁作《史记》将“泯水”改作“江水”,是合情理的。《大戴礼记·帝系》改孔子铭语,“泯水”擅自篡改为“泜水”两水异流,造成千古冤案。
《炎黄汇典》云:相传西汉戴德选编《大戴礼记·帝系》凡130卷。据近代人研究,这部礼学资料汇辑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两汉长时期的积累、流传,到东汉时方才编定。书中收录了不少古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大多数属于战国时代的作品,记述了儒家思想学说。
《五帝德》和《帝系姓》两篇记载上古世系“司马迁用为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根据。此书起初有85篇,至唐代佚失大半,今存39篇,有北周卢辨的注解。至清代,有孔广森的《补注》和王聘珍的《解诘》,今据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氏《大戴礼记·解诘》加以节录。
据《维基百科全书》资料:《大戴礼记》是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春秋时期孔子的作品。汉代学者戴德将西汉末年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姪戴圣又将《大戴礼》简化删除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礼》称为《小戴礼记》。
《大戴礼》至隋唐散佚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则为今日通行的礼记。《大戴礼》成书于东汉中期,礼学家戴德世称《大戴》之书,东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推翻传说之政论,定成书时间在东汉中期,它很可能是当时大戴后学为传习《古礼》即今《礼记》前身而编定的参考资料汇集。
刘向在汉宣帝时为谏议大夫,汉元帝时为中垒校尉,汉宣帝在位25年(公元前73—49年),汉元帝在位16年(公元前48—33年)。然而,司马迁撰《史记》起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公元前104年),卒于汉武帝征和(公元前87年),司马迁所著《史记》直到汉宣帝末期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司马迁所著《史记》之事之后,《史记》才得面世。
这时刘向是谏议大夫,才有机会见到《史记》所载《帝系》,后来戴德才把刘向所收集的130篇《礼记》和《帝系》一并载入《大戴礼》,称《帝系篇》。
按照以上资料说明,孔子所撰《帝系》为《世本》所收集载入史籍,司马迁撰《史记》根据《世本·帝系》载入《五帝本纪》,刘向根据《五帝本纪·帝系》资料载入130篇的资料中,戴德根据130篇其中《帝系》资料载入综合整理后的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姪戴圣又将《大戴礼》简化后称为《小戴礼》,直到东汉中期才最后定案成书,很明显是戴德和戴圣在反覆删定的过程中把嫘祖之子青阳降居“泯水”篡改成为“泜水”。
南北两水相隔五千里,造成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冤案。
到西晋初期,疑古者为了贬低《五帝本纪》臆造了两本叙述上古帝王出生地的奇怪史书,一是《竹书记年》,一是《帝王世纪》,是因它们见於《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道出了他著《史记》资料缺乏的真实情况,司马迁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
《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于民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疑古派者们,制造谎言流行于世(详情请见拙著《四论山海经》),现略举几例:
史记》所记商王太甲被伊尹囚禁三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将国事归交太甲,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一个勤政爱民的圣君。可是《竹书纪年》却说:伊尹囚了太甲后,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潜回杀了伊尹。但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
《竹书纪年》云:陶尧末年,被虞舜长期把帝尧囚禁至死。
《竹书纪年》记载:周武王五年派辛荒伐蜀,五天就凯旋回归,质疑是否有古蜀国的存在。认为人们常说的蜀国乃中原的有缗氏。
有人质疑,八王之乱时,束晰为友人卫恒继成编著《竹书》,并命名为《竹书纪年》,其说不实,晋武帝死后,惠帝在位十七年,都处在八王之乱兵荒马乱,朝政动荡之中,那有时间研究古简,武帝时束晰为尚书郎,官居尚书之贰,赵王伦杀死贾后,自称帝时,曾请束晰为记室,束晰辞疾罢归及率。说明束晰并未参与考证整理魏冢竹简成书之事。
清末史学大师王国维对今本《竹书记》作了疏证,取消了“竹书”二字,指出“今本《纪年》为后人搜辑,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文章空洞无事实,所增者年月而已,多为杜撰。纠纷之因皆可剖析。”王国维将所谓今本《竹书》各条内容找出抄袭他书相对应,揭穿了《竹书》抄录他书的虚假性。
至近代清末民初之际,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史坛崛起,其领导人物顾颉刚被称为“疑古大师”。从1926年到1941年从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九本,洋洋数百万言,人们称其为“疑古文献的大成”在史坛上掀起一股巨浪,顾颉刚年轻时,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他的疑古思想要推倒封建史学的偶像具有它进步意义。
但在打倒孔家应是大错特错。据顾自述:一是要“推倒史书”,二是要“破坏伪史”,他把《诗经》、《尚书》和《论语》三部书作了比较后认为:“禹是西周时才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他说禹是动物是神,与夏无关。他说“禹”是虫也,从内为兽是蹂地也,就是测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他从《诗经》中的一句话“禹敷下土方”,就说“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他又引《尚书》中“陟禹之迹”文句后说:“禹与夏毫无关系。他说尧禅位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等等否定孔孟儒学。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从黄帝开始,黄帝元妃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的后裔,相继承传帝位,统称华夏民族,司马迁作《史记》已有交待,可是在上世纪疑古思潮的高潮中,蒙文通教授撰写的《古史甄微》论文被《炎黄汇典》主编郑杰祥选入《文论卷》现将《光明日报》2008年刊载的蒙文通与《古史甄微》摘录如下:
《古史甄微》的写作,乃缘起于作者本师廖平先生于1915年提出的一道命题。廖氏的命题只有百余字,而指示旧时所称的上古“五帝”皆以祖孙关系相传承的“一元论”观念靠不住,以为若“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蒙先生浸寻于师说十余年,采获既久,遂于1927年发愤撰集为《古史甄微》六万言。
《古史甄微》的最大特点,是由学术文化入手考察中国上古民族(部族)及其文化,引入了区系文化的类型学原理。第一,作者不同意清季经学上仍然主张“六经皆史”与“托古改制”的两派对于古史的衡断,认为二者皆“未可以上穷古史之变”,因而推论传说的“古学”有齐鲁、三晋、荆楚三方的分别。
第二,由三方学术之不同而逆推上古,自然得出“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的结论。这既是《古史甄微》全部论证的主题,也是蒙先生发明古史的核心观点。
他以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炎族”、“黄族”、“泰族”。他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主要是渤海湾沿岸),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
三族之中,以风姓的泰族为最古,中国大陆,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见者即在九河(古代黄河在今河北境内的下游流域)”,而“上世华族聚居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实为汉族之故居。
第三,三族在上古时代更互为王,亦以泰族的兴起为最早。作者指出“遂古之王者,多在东方沿海一带”;“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当即为中国旧来土著之民,自东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长(君长)”;“及其后世,炎族起于西南,黄族起于西北,而风姓之国,夷灭殆尽”。
炎族文化较朴陋,而其建国又早于黄族。“五帝”各传数十世,或数百千年,至夏代始归于和睦。第四,作者又说,上古“中国之中心,前后有三,以次自东北而西南”:始在鲁、卫故地(今鲁西南至豫东北地区),后移于三河(伊、洛、黄河交汇地区),再后乃移于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
以“五岳”言之,古人最早以泰山为天下之中者,即是都鲁、卫之事;后以嵩山为天下之中者,则为都河、洛之事;再后以华山为天下之中者,乃为周人都丰、镐之事。
此即“我华族自东而西”,亦即“汉族自东而西之迹”。第五,作者强调,三族文化有不同的特色:泰族兼营耕牧渔猎,因出入于海上而“富于研究思考”,“长于科学、哲学”,凡礼、乐、兵器、律吕、算法、医术乃至政令、图典、文字皆创自泰族,其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黄族为游牧民族,故“强武而优于政治组织”,长于立法度、制器用”,凡实用器物皆自黄帝始创,颇似罗马”;炎族尚耕稼,一向“缺乏政治组织”,然“皆率神农之教”,又“崇幽灵、信鬼神”,长于明妖祥、崇宗教”,故其俗“放旷浪漫”,颇似印度”。
中国文化即为三族所共建,而有先后主次之别,故谓“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早期开化的大体过程是“起于渤海,盛于岱宗,光大于三河”。
蒙先生划分中国上古民族为三系的创说,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其一,他力主中国上古文化的发展大势是自东而西,明显是对晚清以来曾经甚嚣尘上的中国早期文明由外域输入并自西而东传播的“西来说”(蒙先生称之为“中国民族西元论”)的强力反拨,并完全摒弃了此说背后所隐藏的外域文化中心论和中国古文化后进论的观念。
其二,彻底解散传说的“三皇五帝”皆以祖孙亲统一系相传的古史架构,对以往过分强调华夏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向周边扩散的传统观点也提出了挑战。其三,首次应用区系类型学的原理和方法研讨中国古史、古文化,强调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对这一研究形式的建立有创始之功。
当《古史甄微》最初发表时,古史辨学者曾以其对旧史体系的破除而颇引为同道。然蒙先生对传说史料的甄别,又与古史辨学者大相径庭。其《自序》说“百家杂说,自成统系,若或邻于事情;而六艺所陈,动多违忤,反不免于迂隔”;又说“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翻不免于理想虚构”。
即如所举《孟子》书中的十四件古事,他也以为“孟子所称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责者翻若可信”。因此《古史甄微》之作,信传不信经,为文波澜时起,新解屡出,而所用史料亦纷然杂陈,甚至纬书之言亦不放过。
这与作者治古代学术史、思想史,仍以鲁学、儒学为正宗的主导理念,又当分别来看,未可混同。事实上,蒙先生对泰族文化的推崇,本意也是要证明儒家义理“实为中国文化之精华”,正为“东方之东方文化”,与法家之为北方文化、道家之为南方文化本自不同。
故其《自序》末有言:“《庄》、《老》沉疴,若在膏肓;荀、韩所陈,有同废疾;思、孟深粹,墨守无间。必读而辨之,而后知东方文化之东方文化,斯于学为最美。”《古史甄微》别有专章,各述夏、商、周三代之兴替,以见泰、炎、黄三族文化的衍传和流变,可与此旨通观,而对书中具体的结论正不必拘泥。
随着考古的发现,蒙教授晚年所撰《昆仑为天下之中心》经他考证,上古时的昆仑山非岷山莫属。岷山是世界部落联盟的总部,对今人研究《山海经》提供了宝贵资料。前人以为尧驱三危至山威方位在敦煌,经蒙教授考证在四川与青海边境的河曲湾的贵德县一带。与古蜀文化有密切关系。
另一位名叫徐旭生撰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1943年出版,1960年再版。徐在序中说:“我一生比较的结果,才看出我国古代的部族的方野,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该文被《炎黄汇典》主编郑杰祥选入《文论卷》。该文洋洋近六万字,大放阙词。
1.徐旭生在所谓“华夏集团”中说:炎黄二帝声名很高,各处的人都愿他们作同乡,我们生在数千年以后,却想找出他们真正的发祥地,也实在不太容易,他相信炎帝居住在姜水是可信的。他不同意皇甫谧说:黄帝有熊,在今河南新郑不足为信。
皇甫谧又说:黄帝生于寿丘,在鲁东门之北,是又似乎在山东的东南部。实在鲁国本为“少昊之虚”,是东夷集团的大本营,华夏集团的黄帝绝不能生在那里。在周成王“残奄”以前,姬姓的势力没有达到山东的痕迹。少典和有蟜二氏族原来居住何地,无法知道,未便妄谈。
徐先生把黄帝和他的儿子青阳的关系对立起来不认同他们是父子或君臣的关系。徐先生说:至于姬水,不知道是现在的哪一条水。他说《五帝本纪》说黄帝至于“崆峒”《汉书》云:汉武帝元鼎五年“行幸雍,遂逾陇登崆峒”,崆峒山在甘肃镇原县离陕西界不远,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与炎帝氏族的居住地岐山相距并不很远。徐先生为什么不推断轩辕之邱黄帝居住地在岷山,距离炎帝居住地更近,可能更为合理。
2.徐先生所谓“东夷集团”,东拉西扯写了五千字,大家知道,《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大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少昊即青阳,黄帝先封青阳于江水,后派调到东海之滨的穷桑,发展蚕桑,建立了鸟国,徐先生把黄帝与儿子青阳的君臣或父子关系搞成族团对立关系,前文有述,这时不再赘述。
3.徐先生所谓苗蛮集团。徐先生仍以五千字述苗蛮事,苗蛮之辞,是对少数民族的贬意之辞,大家知道,炎黄时期,没有苗蛮之辞,至尧舜时据《五帝本纪》记载,尧舜驱四凶之一的灌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成为后来四周的少数民族。
徐先生把祝融归入南方苗蛮,不错,《史记·楚世家》早有交待,《史记》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鲧,鲧生卷阜,卷阜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吴回的后裔就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居长江中下游一带,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徐先生把长江中下游的黄帝嫘祖子孙视为苗蛮并非奇事。
徐先生把伏羲与女娲归入南方苗蛮集团。不错,大家知道,伏羲生于成纪,住处渭水上游,后来伏羲沿汉水流域(今嘉陵江)南迁入蜀,经川北盐亭留存了六七千年前的刻划文字符号名曰界碑,又顺长江流域南迁,在长江三峡和江汉平原留下大溪文化,在湖北留下石家河文化遗址,在太湖地区留下了马家滨文化。在湖南澧县留下了彭头山文化,说明长江下游河姆渡和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与伏羲氏族有着密切关系。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这位徐旭生在“苗蛮集团”中却说:“《越语》中没有提到,因此否定了《史记》越王勾践非禹之裔的记载。”
这位徐旭生先生撰写的“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长达六万字近八十页被主编郑杰祥载入《炎黄汇典·文论卷》如此殊荣,除“三集团”,还写了帝俊与帝鸿、帝颛顼与帝喾等,在论述帝颛顼所用的辞语,说是论述没如说字字句句都似在贬低帝颛顼的形象,现摘录如下:
徐旭生说:帝颛顼,在古代各帝里面,最难说明他属於哪一个集团,非常困难,他出生在四川西部,为何又到了东海边的东夷集团,华夏中原集团又祭他为祖宗。他没有很多的战功,仅仅可考的不过同共工氏小有争斗,《五帝本纪》却说:高阳帝颛顼有圣德。
他信奉宗教仰鬼神,有特别重大的作用。《大戴礼·五帝德篇》所记五帝的德行和事迹,我们且看它对于帝颛顼说些什么话?它说:“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时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
乘龙而至四海。”请读者注意,共此八旬,并非来自《大戴礼》而是照抄,于《五帝本纪》,因东汉时《大载礼》篡改了《世本》反诬司马迁将泜水改成了江水。八句中有“依鬼神以制义”,其大意是:依顺鬼神以制定礼义,是顺应自然的意思。
可是这位徐先生却说颛顼治国是按照鬼神的意志去裁制,颛顼是鬼神的代表,是大巫,是宗教的主子,丧失了人格,不堪称帝君。搬出《山海经》:“颛顼死,即复苏,是谓鱼妇。
”本是说颛顼与蜀王蚕丛有族属的血缘关系。可是这位徐先生用了八千字的长文批驳“颛顼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颛顼死而复苏,苏是苏醒,苏是重新苏醒,应该是说它又变化成蛇,人们对蛇从来就很厌恶,上古人见面就互相问,“无它”这就是说:“你没有见蛇么?”蛇被厌恶成这步田地?按《祀礼·月令》的说法,颛顼为北方的帝,风向北来,象征着帝颛顼要出现,这时候讨厌的蛇也就是变成无害的鱼。
颛顼死,即复苏,意思非常明显,因为帝死了,讨厌的蛇才又恢复它那讨厌的生活,帝颛顼的神通能广大到这步田地,不是大巫,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神通!
再后来的传说有: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三区庚,善惊人小儿。
《山海经·西次四经》记载: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郭仆注:此山在今甘肃天水西,古代认为此山是太阳落下的地方。可是徐旭生却把崦嵫山搬到中国东部的河南地区。是因为他说,与我个人的家乡相近,在今南阳一带。说明徐先生是多么热爱他的家乡啊!可是这是历史呀!怎么能与人们的意志而转移呢?
这位徐先生大肆咒骂他们不喜欢的人,不是偶然。正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员王震中撰文:《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一文中说:徐旭生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专门论述“华夏集团”一节中,对于嫘祖以及黄帝与嫘祖的传说,只字未提,在“帝颛顼”一节中,虽提到《海内经》的这条材料,但也是一笔带过,而且引文中还省略了有关嫘祖的内容,徐先生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就黄帝族而言,它早期活动在长江上游,后来才向东迁移,徐先生不认为黄帝在其早期就与长江上游流域的部族发生关系,因而他不理睬黄帝与嫘祖的传说。
在颛顼的族属问题上,本来就相当复杂,徐先生依据有虞氏,夏后氏都对颛顼实行祖祭,确定颛顼族为华夏族,又考虑到《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的传说,承认颛顼族与东夷族有些关系。
此外,徐先生根据颛顼居濮阳的地理位置,所受的东夷方面的影响,提出颛顼族的文化,是一种混合而较高的文化,但他将这种混合文化仅仅视为东与西的交汇,而排斥长江上游地区,排除嫘祖一系的来源,又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徐先生之后,有的学者为了排除颛顼与长江流域的这种关系,而认为,颛顼生自“若水”之“若水”就是河南的汝水,说“汝”“若”音同义通。
王震中认为,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对于古籍中的说法,不宜轻易用改字或破字的方法去改变它。也有的学者认为“若水”之“若”,盖“桑”之误字,若水当是桑水,地在鲁北,许顺湛先生《中原远古文化》一文中,关于黄帝族活动地域的章节虽整理,罗列了黄帝一系列活动地域,但依然还是避开了黄帝与嫘祖生昌意的说法,在“颛顼族活动的域”一节中写道:《竹书纪年》说:颛顼生于若水,《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颛顼生于若水。
历代学者都认为在四川境内,但与颛顼的实际情况颇多矛盾,权且存疑。许先生所说的实际情况,大概主要是指《左传》和《竹书纪年》等书都有颛顼居濮阳的说法,濮阳离蜀颇为遥远,怎么生于蜀地而居于濮阳又被孺于少昊之地?当然令人难以理解。
总之,若承认黄帝妻西陵之女嫘祖为妻,不但涉及黄帝族与长江流域部族通婚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被所谓华夏族作为远古之一祭祖的颛顼族的渊源问题。这样一来,显然会给本来就扑朔迷离的黄帝与颛顼的古史传说带来更多的麻烦,增加更大的复杂性,然而随着学术的推进,考古的发现,绕道走是难以奏效的。
笔者石云龙认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员王震中的评论颇有价值和高见,值得钦佩。现在不该再是绕圈子的时候,应单刀直入,那就是说《山海经》佐证黄帝出生地轩辕之邱在岷山,《山海经》是破解扑朔迷离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