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康到地方任职 首批中央交流地方任职官员 走到哪儿了?

这些官员绝大多数将在交流地长期任职以获得提拔,他们面临的竞争也将会更激烈。从正厅到副部,地方的升迁几率小于2.5%。不过,他们具有自己的优势,并逐步显现。

首要的优势是年轻。首批交流官员平均年龄才46.5岁,年龄最小的41岁。他们基本上在大概42岁之前已经任正厅级职位,这在地方并不多见。到地方后,与同年纪的官员比,他们级别高;与同级别的官员比,他们年纪轻。

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在地方的多岗位任用,成为他们升迁的另一砝码。

2010年10月,喻红秋从全国总工会到贵阳任市委副书记。近半年后,她又获任遵义市委书记。在遵义1年后,她即当选为贵州省委常委,成为52名官员中第一个副部级官员。如此频繁的调动锻炼,对地方官员来是少有的。她的经历也印证了“小步快跑”这一升迁的不二法门。

与其他到地方的京官一样,他们长期在中央部委工作,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思维与眼界开阔,能站到更高层面思考问题,而且能一定程度超脱于地方人情网络,所以各地主政者也愿意将这些官员安排到重要岗位,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和部门。而这些地区与岗位往往又是升迁的“福地”。

以杨省世为例,尽管他仍是正厅级,但在江苏每一次调动,都与江苏的区域战略吻合。

2010年11月从交通运输部交流到江苏镇江市委副书记的杨省世,在3个月后即调任连云港市长。在此一年前,江苏沿海开发战略刚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战略中,连云港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寄托成为在上海和青岛之间崛起一座特大型海港中心城市。

今年4月,杨省世回到镇江,出任镇江市委书记。在此前后,国家发改委印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规划》,南京、镇江、扬州三市提出多年的“宁镇扬大都市区”建设将面临的新的机遇。江苏寄望三地能再次引领、示范全国发展。

从挂到任,感触各不相同

2010年后,每年都有30多名官员以任职方式交流到地方。这正在成为中高级干部培养的新途径。与以往注重省部级官员到地方任职或者新进公务员直接到基层不同,这种方式更能巩固中间层次。

从挂到任,这些官员的感受如何呢?

曾任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的曹清尧到重庆市南川区任职以来,基本上很少在晚上一两点钟前入睡过。“白天要去基层,要开会,做研究;晚上要看文件,想办法。一个区有数十万的人口,你的每一个决策都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责任实在重大。”

从中央部委司长到地方官员,压力大基本上是他们共同感受。这既是因为他们身份的转变,也是因为地方对他们的期望。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对我们这批干部给予了很大的期望。”曹清尧说。南川区的一些退休干部曾经跟他说,你们这样的中央干部应该要多来一些。“我们就像是一个沟通上下的渠道,地方通过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央提出的宏观政策,而中央也能通过我们知道地方在具体实施这些政策时的问题。”

就公开报道来看,这批官员初到地方均表现得相对谨慎。

从财政部到湘潭任市长后,史耀斌选择的是“慎独”、“不语”。他来湘潭报到的第一天,就找来湘潭历年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报告材料。此后一连5天,他都待在房间里看材料。

通过一段时间的熟悉、磨合与锻炼过后,他们也开始将自己的思路在各地落实。

2012年,王晓东任张家口市委书记,提出张家口要进入“全方位对接首都新时代”,要通过与北京的全面合作,实现突破性、跨越式发展。

对接北京,是张家口的优势,也是劣势。为了服务首都,张家口必须做出一些牺牲,发展上有所取舍。张家口曾寄望得到北京的补偿,之后又希望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均长期无果。

王晓东京官的身份,显然给张家口在与北京的博弈中,带来一点希望。2012年,北京与张家口签署《京张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合作协议》,开始在两地全产业链布局,涉及云计算、集成电路、高端装备、通用航空、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首批中央交流到地方任职官员中,至少产生了8名副部级官员。在未来仕途竞争中,他们的优势将进一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