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的家乡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

专辑:1985年夏,朱厚泽同志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来北京,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当时中宣部的办公地点在和平门路口西南侧的一栋塔楼里,与中国邮票总公司为邻。机关大门东向临街,入门只有很小的院子,停不了几辆车,局促狭小,各局室的办公用房都不宽裕,是中央机关几个部门中办公条件最差的。

那时我是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员。1985年7月24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全局开会,传达周一上午部里吹风会的部分内容。其中提到,中央政治局最近开了会,专门研究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决定部分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成员。

按照干部“四化”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原则,对三个委员会成员都有所调整,补充一些年轻的同志。政治局认为,十二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成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但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永远保持活力,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新老交替,立一个好的规矩,从中央开始做榜样,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能够长治久安。为此,政治局决定,由乔石同志接替陈丕显同志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由尉健行同志接替乔石同志任中组部部长,由朱厚泽同志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

会议还确定,由胡启立同志任党代会筹委会秘书长,乔石、田纪云、王兆国、周克玉同志任副秘书长。

朱厚泽的到任 1985年8月19日,朱厚泽同志和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的王大明同志来中宣部履新,陪同他们来报到的有乔石、邓立群、尉健行同志。当天参加会议的范围不大,只有各局正副局长,我们普通干部是第二天在各局听传达了解具体情况的。

在新部长见面会上,中组部部长尉健行首先介绍了朱厚泽的情况:1931年出生,贵州人,汉族,1949年3月入党,1950年5月参加工作,1949年考入贵州师范学院,大学一年。

1950年至1953年,任贵阳团市委部长、书记;1953年至1963年,任贵阳市烟草公司经理、市化工局长、市经委副主任;1963年至1965年,任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65年“四清”时受到错误处理,“文革”中受批判、冲击。

1973年至1978年,回到贵阳市等待分配工作。1978年8月,得到平反。1978年至1982年,任贵阳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一年。

1983年1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分管省委常务工作和理论工作。1985年3月,任贵州省委书记。 接着,乔石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对朱厚泽和王大明两位同志,我都不大熟悉。按照中央选人的标准,决定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是比较合适的。

宣传部是中央重视的部门,主管理论宣传战线,任务很重要,党中央寄予很大责任和希望。朱厚泽和王大明两位同志到任后,要调动全部同志的积极性,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做好工作。

中央确定,今后胡乔木、邓力群仍分管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他们会经常过问、指导朱厚泽同志和宣传部的工作。 邓力群同志随后也讲了话。他说,中央关于领导班子调整,有明确的方针,是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和政策的持续性,需要新老交替,原则上过了年龄界限的都要下来。

同时,把符合“四化”标准的同志选拔上来。这项工作,一年多来已很有成绩。中宣部原任正副部长、顾问,年龄都已过线,最年轻的贺敬之也已61岁。大家一致同意,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重大步骤。

我也很高兴,自愿退下来。今年我到四川、贵州前,曾向中央反映,提出我们的意见,希望中央从中青年中选拔既做过实际工作,又有理论基础和兴趣的同志。到7月8日,得到正式通知,经各方面征求意见,中央人事安排小组向中央提出两个同志。

大家认为,朱厚泽、王大明两位同志是合适的,一致同意他们到中宣部任职。他们好的条件不只是年龄,还有政策理论水平。朱厚泽在“四清”时受到错误处理,到平反前,这一段包括等待分配,长达16年,是很大的坎坷。

朱厚泽利用这一段时间读了不少书,既有社会科学又有自然科学。他在错误处理前做实际工作,处理后没有消极,而是认真读书,并且读进去了,这是很难得的。这对于他今后的工作,对他做宣传部长的工作,是很好的准备。

我看过他写的文章,其中两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有一篇是讲新老交替中的问题,作为中青年干部应如何正确对待,说最主要的是加强工作实践、理论修养、文化知识,使自己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这是很值得赞赏的观点,同我们党的性质、选拔干部的要求,是完全合拍的、一致的。说起来,这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目前党内党外有多少人注意,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一点作为宣传部长尤其重要。

王大明同志我接触不多,听过一些同志介绍,他对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如何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段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有明显的进步。这两位同志到新的岗位上工作,合乎我们事业的要求,我个人完全赞成、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