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相”周恩来
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引自周恩来自述《我之人格观》。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中国、全世界都为失去一位伟人感到悲痛和惋惜。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悼念他，表达对他的无限哀思，寄托对他的崇敬之情。
一辆白蓝相间的救护车，载着周恩来的灵柩开出医院，穿过北京宽阔的十里长街，后面跟着几辆小轿车，里面坐着邓颖超和周恩来生前好友同志。 没有仪仗队，没有哀乐，只有哀伤的民众伫立大街两旁——据说多达150万人，他们闻讯赶来为已故总理送行。
在那个令人悲恸的夜晚，民众冒着零下12度的严寒，默默地等待着灵车的到来。灵车挂着黑色和黄色的丝绸饰带，满载着花圈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周，然后沿着长安街向落日下的西山方向驶去，最后抵达八宝山革命公墓。
周恩来的骨灰被送到古老紫禁城的一个宏伟的殿堂存放三天，那个殿堂曾是中国历代皇帝拜祭社稷的地方。前来吊唁的中国人以及外国人穿过朱红色的院落，登上石阶，他们走到红色的骨灰盒前默哀，党旗半掩着骨灰盒，后面选挂着周恩来50岁时拍摄的照片。
中国的时局此时进入动荡和变幻的时刻。数月之后，热爱周恩来的民众利用每年一度纪念死者的清明节进行浩大的纪念示威。一万多个祭奠已故总理的花圈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不一样的宰相”
1976年是中国多难之年，周恩来辞世之后，朱德、毛泽东也相继离世。
唐山大地震使这个国家的哀恸达到极致。这一年3月，东北吉林降落一场大范围的陨石雨。在吉林市的北郊，几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落下了一大堆石头。那些石头就像下雨一样掉下来，有大有小，最大的一块是1.7吨，落地砸了一个很深的洞。第二块有400多公斤，第三块是124斤，第四块80公斤，那些石头按照重量次序排下来，排到最后末尾的那一块只有1克。
这是一场普通的陨石雨。然而，因为周恩来的逝世，这些在3月8日落下的陨石被民间视为某种预兆。按照中国民间天人感应之说，一个伟人的逝世，可能一颗天上的星星也会陨落。那些从天而降的陨石被当地民众看成是周恩来的化魂。
陨石掉下来的过程令人蹊跷。陨石掉下来洒落的地方是人口密集的地区，有几个县的范围。那些石头，高速地砸下来，砸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是致命的，但是那么大的面积，几百万人居住的地域竟然没有一个人受伤，也没有一间房子遭到破坏，甚至鸡鸭鹅群也完好无损。
前往该地调查的科学家发现，陨石下落时有鹅群惊飞起来，然而最后在地里一根鹅毛都没有找到。有一个老乡背了一捆柴，一块石头掉到他背上的柴草里，可没砸到脑袋。当地老百姓把陨石的降落看成是周恩来的感应，他们觉得这些石头是总理的化身，认为这是总理爱人民的体现。老百姓哭了，他们把那些陨石珍藏起来，锁在箱子里，用香包包起来贴身挂着，希望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他们。
“不一样的宰相”，这是担任26年总理职务的周恩来留给中国普通民众的印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连绵的战火中迎来新生的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高耸的城楼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
唯一的喝酒不醉的人
周恩来在延安时期就显示出无可匹敌的个性。 一位西方观察家注意到，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周恩来显得非常整洁，“他的衣服不显臃肿，看起来合体并熨得平平的”。一个俄国人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发现周恩来吃得很少，是唯一的一个喝酒不醉的人。
周恩来关心每一件事，倾听每一个人要说的话，并时常亲切地拍拍与他谈话的人的肩膀或握握手。他是宿营中最勤快的人。他的私生活堪称典范，他的妻子邓颖超为他的形象增添了朴素而柔情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在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院落。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很多。身为总理，周恩来树立了一个榜样。据报道，19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许多官员靠着各种酬劳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例如书籍的稿费，但是周恩来却拒绝人民出版社付给他这样的酬金。
他总是拒绝他的东道主、朋友和钦佩者们赠送的传统礼物，他故乡的******官员曾试图通过向北京寄送当地精美的土特产来对他们这位著名的同乡表达敬意。周恩来将他们捆好，并直率地附上一份国务院禁止收受各种礼品的守则，一起寄了回去。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来修复他的故居。因为过于殷勤的当地官员多次要求这样做，他多次指示淮安县委将故居拆掉。周恩来就他的故居对同乡提出了要求：“第一，不要让人参观；第二、不要让在那里居住的人搬迁；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修缮。”
由于严谨而认真的生活作风，周恩来在中国享有盛名。他是党内唯一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政治生活里来的人，他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治模式。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严格认真地按照程序办事。这是他为什么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的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包括台湾、香港和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然而，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社会及官场的惯性抵制和消除了这种改革。周恩来的很多努力成了过眼烟云。
“周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欧洲大陆对他的才华和智慧有着一致的印象。”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形容周恩来是他所见到过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三个人物之一”，“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极为聪慧、机敏。”
周恩来固有的、由中国古老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给基辛格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优越感以及伴随而来的“优雅而轻松的举止和似乎不费力就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技巧”，曾经缓和了敌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紧张气氛，使中美两国结束冷战缔结友好的双边关系。
全中国唯一能解决难题的人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促其命运变迁人生沉浮的主要因素。 开始毛泽东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领袖。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来者的地位是短命的（在1927年-1931年期间，这样的人在****党内有4个）。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原意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需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在西方观察家眼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能够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位置并没有任何野心。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在那些曾经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留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续任职。如果说毛泽东信任周恩来有点言过其实，但经过多年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觉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不安全因素，使得他能够在“文革”的浩劫中生存下来。
1966年8月18日黎明时刻，周恩来去******参加一次红卫兵大集会。在这类集会****有1100万青年激进分子受到领导人检阅。在首次检阅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检阅了10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临近黄昏时，他乘的敞篷汽车跟在毛泽东的后面，检阅聚集在广场上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诉别人：“我不得不使劲地维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哑了。”
如果不了解“文革”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此后三年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的沉浮。 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有很多事情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着。这场后来被称为浩劫的运动先是始于毛泽东的某些作家的批判，然后是北京市长受到攻击，最后是刘少奇本人被****.“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盘由混乱、讨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
周恩来负责向狂热的红卫兵解释党的路线，不断提醒他们注意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各种规定。例如：不能围攻和骚扰各个机关，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他告诉他们写大字报时要谨慎，因为其中的一些大字报把国家机密弄得举世皆知：在出版一些非官方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时也应谨慎，因为这些出版物可能会篡改毛泽东思想；对阶级敌人的攻击应该是有限度的；他还试图阻止红卫兵扩大他们的攻击目标。
努力控制运动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选择的道路。周恩来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以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
他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更多的人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小平曾经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由于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行政与技术官员被狂热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进行人格侮辱、殴打甚至关押起来，政府部门逐渐瘫痪了。经过几个月的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的人在工作。周恩来最后伤感地说：“只有财政部长李先念被留下来帮我。”
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唯一能够解决他们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1969年4月，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会议解决了文革后政治上的人事安排问题。这是一次奇怪的大会。林彪在会上愁容满面，坐立不安，周恩来也露出一副不常见的生气模样，只有毛泽东仍然像以往一样谈笑风生。
由他们所组成的三驾马车显然出现了毛病。周恩来被选为大会秘书长，并在新选出的五人政治局里排名第三，排在“文革”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和康生之上。修改后的党章把林彪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周恩来对这一显然不合理的条例没有提出异议。据说他曾经告诉他的追随者：“不要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让它通过吧。”
周恩来仍然与林彪和毛主义支持者保持着联盟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进行重建工作，但与他们打交道无疑是件艰难又痛苦的差事。他的一个崇拜者后来这样写道：“他甚至能够与魔鬼共事，并从中获胜。”
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法克尔在《新政治家》杂志中，对周恩来进行了一番描述，他写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是身处艰难困境中的周恩来鼓励他的同僚们的话。
到1971年五一节庆典时，政治形势进一步明朗化，毛泽东走在最前面，林彪跟在后面，周恩来走在第三位，但他不像往常那样与前面两个巨人离得那么近，而是拉开三步远的距离，并略微偏在一边。
周恩来后来对一个美国访问者谈到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我们所有的人都犯过错误，怎么会有绝对权威呢？毛泽东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是权威，但对于那些他不熟悉的问题，他怎么能算权威呢？这里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可能今天是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
林彪死后的政局需要周恩来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稳定。董必武被宣布为国家主席，而别的老同志，像朱德、聂荣臻也都重新回到他们的位置上。但对周恩来的某些朋友来说，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1972年1月，陈毅去世了，他一直未能从“文革”中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在悼词中这么说。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仍呆呆地坐在会场，两眼茫然地盯着花圈，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最后，周恩来上去扶着他的胳膊，小心地把他引离会场。
“思想的火花正在消失”
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周恩来的个人健康状况也开始不妙。 1972年2月，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注意到周恩来经常吃一些白色的小药丸，他猜想那是治高血压的药——周恩来对尼克松说那是治支气管炎的。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几天之后，周恩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得了不治之症——癌。
人人都注意到周恩来的变化。他的一个西方问题助手在一次晚餐时说：“周恩来的皮肤变得几乎有些透明，他工作太辛苦了。我们怎么能阻止他工作呢？”
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安东尼-劳伦斯注意到周恩来那曾经极其生动的眼睛： “它们活泼得像是会说话一样，现在已经变得呆滞、疲倦了”。
1973年，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地位。在这次大会的照片上，毛泽东身边分别坐着周恩来（他坐在原先由林彪占据的椅子上）和王洪文。王洪文来自上海，是“四人帮”中最年轻的一个。毛泽东这样对待周恩来好像是在显示他同意由周恩来接班。但老人家直到临死前也不让任何潜在的继承者有十分的把握。
这年秋天，当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时，他发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和个人处境似乎不太妙。“他旧日的洞察力的思想的火花正在消失”。1974年春，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6月和7月，他的癌症加剧，但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并继续会见外国政要。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所作的报告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 在那次大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即当时被中国人梦牵魂绕的“四个现代化”——“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是10年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周恩来使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他的胜利意味着大部分军队将领已经集合在他的政府机构的后面，支持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要求达到稳定和明显进步的蓝图，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喧嚣的争斗景象。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这个在20世纪中国最受人热爱、最有才能、最成功以及最激动人心的领导人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周恩来在北京305医院住院期间动手术14次，但他仍同中央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开会43次。
周恩来最后的要求是，把他的骨灰撒向中国的江河湖海——这是打破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一个革命性的要求。同时，周恩来还特别声明，不要为他建造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