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联对斯大林模式的调整与改革(1952
在经济体制方面,斯大林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排斥价值规律,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在政治体制方面,在全国建立高度集中的党领导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缺少有效的人民监督,后来发展到极端则是个人崇拜的盛行与肃反运动的发生。
斯大林模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左右着苏联的发展。斯大林留给苏联的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病态的社会。尽管苏联领导人几次试图改革创新,但始终未能触及体制的根本痼疾。而戈尔巴乔夫最后的一剂“猛药”,最终导致苏联分崩离析。
一、斯大林晚年至马林柯夫执政时期(1952-1955):改革之风拂起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当时的社会现实、国际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传统等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对苏联在短时间内赶超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保证工业化的实现以及卫国战争的胜利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并非完美,例如,这种模式不利于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企业精打细算,提高经济效益等等。这些弊病,其实苏联早在战前就已经发觉,并酝酿进行改革。但由于战争的到来,这种酝酿被暂时搁置。战后初期,由于忙于国民经济恢复,也无暇顾及到此。但是,斯大林模式的消极影响随着卫国战争的结束愈来愈突出的事实却是无法抹煞的。
1952年2月1日,斯大林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建设问题,对计划经济、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等问题都作了研究。这表明,斯大林在其生前已经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问题。在这本书中,斯大林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要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也仍然要起作用;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矛盾。斯大林突破了过去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消灭商品生产的旧观念。1952年的斯大林能够批评1936年斯大林理论的不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苏联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根本经济问题的新认识。
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十九大,苏联领导人对于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做了相当广泛的披露:在经济方面,指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现有可能性还远未加以充分利用,许多企业没有很好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企业经营不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具等严重浪费。在政治方面,指出党内自我批评、自下而上的批评远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官僚主义、腐化现象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在苏联***和国家核心领导内部,以日丹诺夫、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为代表的一批干部要求在苏联提高消费水平、实现政治民主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也有某种可能,实行某种限度的计划经济,对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提出质疑;主张在国内废除死刑;应着手扩大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对东欧各国要求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表示某种谅解和同情;反对以行政命令干预生物学领域研究。但是,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逐渐觉察了这批干部的意向,对改革思潮发起了严厉打击,改革思潮被压制。
自十九大以后,斯大林由于健康原因已不再担任苏共中央***的职务,并于1953年3月5日逝世。之后,马林科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他是一个重大转折时期的政治人物,一个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短暂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他一方面要崇奉和坚持斯大林模式,另一方面又想缓和由于推行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尖锐矛盾。
1953年8月8日,作为新政府的首脑,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作了讲话,提出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工业方面,既要遵守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方针,又要增加消费品。他认为,苏联当时已经解决了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使苏联拥有了强大的、技术上完备的重工业,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用一切方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在农业方面,马林科夫要维持斯大林确定的“贡税”体制,同时又许诺要提高国家的收购价格,降低农民的义务交售指标等。
以上表明,马林科夫看到了苏联社会的一些矛盾。但对于苏联的整个体制模式,马林科夫认为应该不断加强。不仅如此,马林科夫还极力维护斯大林这尊偶像,公开赞颂了斯大林,“高高举起这面科学理论的旗帜的,是我们的父亲和导师,天才的列宁及其事业的继承者伟大的斯大林。”
马林科夫的论点,使得他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批驳。最后,马林科夫只好承认应继续发展重工业,并于1955年2月8日被迫辞职。
二、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创性改革(1955-1964)
早在1943年,斯大林就说:“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
历史证实了斯大林的预言。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社会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行进,构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马林科夫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最终,赫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占了上风,并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就掀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
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在政治上最尖锐的矛盾是平反冤狱。因此,赫鲁晓夫在政治上首先揭露个人崇拜的危害。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并为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正式而公开地发动了一般所称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此时,经济上最尖锐的矛盾则是粮食不足,经济运行机制停滞和僵化。因此,他在经济上的改革是从要求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开始的。赫鲁晓夫以农业为突破口,以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为开端,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核心是以经济手段调整国家与集体农庄、农民的关系,扩大农庄的经营自主权,调动各方面的因素,促进农业发展。围绕这个核心,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1.大力提倡垦荒运动;2.取消了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理顺国家和农民的经济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此之外,还取消向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专业站交纳食物报酬的制度,国家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购办法。由此,斯大林给农民规定的“贡税”予以废止。苏联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从原来的“贡税”关系回到了商品经济关系上来;3.
改变农业的计划管理体制。1955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决议, 宣布从1955年起只下达国家收购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 废除过去繁杂多样的计划指标,扩大集体农庄的生产自主权;4.改组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 由农庄收购农业拖拉机站。1958年2月, 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拖拉机站的决议》, 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出售, 只能由国家成立机器拖拉机站代耕, 收取实物报酬的做法, 将拖拉机等农机卖给集体农庄, 同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为机器修配站;5.对个人副业实行鼓励和扶持的方针,放宽对个人经营副业的限制。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为苏联的农业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改变了过去国家对农业和农民控制得过死、农业效益差的状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改革并没有触及农庄内部的机制, 仍然是劳动日分配制的集中劳动的大锅饭, 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57年赫鲁晓夫发动的“工业、建筑管理改组”开始的。这次改组的主导思想是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地方机关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以克服部门分割和本位主义以及地区经济不能综合发展和跨部门联系差等部门管理体制的弊病。具体内容是:撤消大多数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主管工业和建筑业的部,将企业下放到地方;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 统一管理本区域的所有工业和建筑行业。这样,自工业化以来形成的部门管理原则就让位于地区管理原则。这一改组虽然在改变过度中央集权, 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它在主要方面只是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 并未根本改变国家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办法, 未能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且,由于没有逐步推行开, 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削弱中央权力、滋生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 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 而大改组中的人事变动, 又侵犯了相当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这次改组以收效甚微而告终。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又提出了扩大企业权力,深入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和积极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核心的改革方向。苏联的经济改革进入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赫鲁晓夫采用了科别尔曼的建议,实行物质利益原则, 推行盈利率和奖金制,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推动企业生产的发展;国家只给企业下达产品数量和完成期限两个指标; 把盈利率作为企业优劣和奖金发放多少的标准。
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冲击旧有模式方面的勇气上具有开创性, 兼有经验和教训。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基本上是纠正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偏差, 是在维持原有结构基础上的局部改革。他的体制改革主要是把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缺乏真正科学的认识,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在政治方面,赫鲁晓夫并无实质性的改革,主要是采取了以下两项行政措施:1.强调干部更新,限制干部任期。1962年的苏共党章规定, 苏共中央***团委员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不得超过三届,每届任期四年。基层党组织的***每届任期一年, 不得超过两届。党章又规定个别人可以连续当选;2.改组国家安全机关。1954年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 前者发展为庞大的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总的说来,赫鲁晓夫从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入手,对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改革,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上有开创性贡献。他的改革也使得苏联社会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不变的框框,使苏联***和人民挣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条的束缚。
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也没能有效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的改革虽触及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未能深入到这一体制模式的根基,未从根本上触动和打破斯大林模式,因此无法与旧模式决裂,仍然维持了传统的体制。他对斯大林的批判也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探讨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根源和弊端,而是用在对斯大林的人身攻击上,对斯大林的继承多于批判,对斯大林体制也是延续多于改革。如,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权利过分集中,干部职务上的终身制,自上而下委派制的选拔干部,对各级领导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都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变;在经济体制上,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体制也没有改变;生产规模和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的观念也没有得到改变。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总体上说,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范围内,对斯大林模式明显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了改革。从宏观上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
三、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新经济体制改革(1964-1982)
1964年10月,“科别尔曼建议”的改革试验还没来得及推广,赫鲁晓夫就被赶下了台。原因是他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各种失误以及他的改革触犯了部分官僚集团的利益,导致国内的下层和上层对他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多。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保守势力联合起来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把他赶下了台。继而,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并继续推广“科别尔曼建议”的试验。1965年初,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10个大城市的缝纫、制鞋、纺织等400家轻工企业,普遍推行“科别尔曼建议”。可见,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时期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基本走向,只是修正了赫鲁晓夫鲁莽行动造成的偏差和失误。
1965年9月29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决定全面推行经济改革,正式实行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归纳起来包括:改进计划工作,提高计划的科学依据,缩减计划指标;在不改变国家集中统一计划原则的情况,适当扩大企业权限;实行较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减少企业对国家的依赖,实行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加强经济刺激,使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结合起来;改变物质供应办法,建立供求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调整工业品的批发价格,以顺利实行以利润提成为核心的奖励企业的新刺激方法。其核心主要是两点:一是以缩减上级为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数量为中心,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性;二是以利润提成为中心,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刺激。这些措施集中反映了经济管理方法的变化,即用经济方法代替或补充行政方法。
“新经济体制”的推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自30年以来形成的旧的经济模式,缓解了原有管理体制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经济杠杆的刺激作用,企业自主权有所扩大,并注意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利益相互协调和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在工业改革全面推行后不久, 在农业领域也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是:把富裕水平作为评估农场和农庄活动的基础, 扩大农场和农庄的自主权;降低农产品收购计划指标, 提高农产品价格;免除农庄对国家的债务;取消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对农庄成员实行优抚赡养制。
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对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继续和修正、扩大, 他们共同遵循下列原则:市场由国家计划来调节,国家计划无所不包;国家所有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应向国家所有制过渡, 不能独立发展个体所有制, 限制存在私有制经济;管理方法以行政方法为主, 经济方法为辅,企业自主权限于国家指令性范围内;生产资料原则上不是商品。
勃列日涅夫对政治制度也进行了一些变革。他力图改变赫鲁晓夫过分突出个人、专断独行的形象,比较重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注意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谨慎处理最高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和地位升降,尽量减轻对社会的震荡,规定了一些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重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但总体来说,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改革步履蹒跚,进展不大,有些问题上还有所后退,各级干部队伍严重老化,机构臃肿,权力日趋集中,个人专断现象日益严重等。
四、安德罗波夫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改革和新思维(1982-1990)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安德罗波夫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并迈出励精图治的步伐。他一反勃列日涅夫时期歌功颂德、掩盖矛盾的风气,尖锐地揭露苏联社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采取了富有革新精神的政策措施。他严明纪律,整肃党风,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农业集体承包制,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和完善作业队的劳动组织,扩大生产联合公司的经营自主权,颇有革新的锐气,对苏联前一时期的沉闷空气和停滞状态有所冲击。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因病逝世。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他上台后基本上奉行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路线方针。1985年3月10日,在位仅13个月,他就因病逝世。这两位领导人执政的时间都非常短,因此难展宏图。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他上台伊始,苏联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和各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使苏联在国际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苏联社会经济呈现停滞状态。而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东西方军事对抗的减弱,国际范围内的争斗越来越偏重经济因素。正是在国内潜伏危机和面临国际挑战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决定调整社会发展战略,对原有“障碍机制”进行“根本变革”。
在1985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需根本改革的设想, 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企图对苏联进行 “革命性变革”,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他首先调整干部队伍,整顿秩序,加强法纪;同时初步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和措施,强调经济改革不能小修小补,而是要对旧“障碍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战略要求的经济体制。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他在执政初期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规定进一步运用价格杠杆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加强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完善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着手制定1986-199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计划管理上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在商业服务性行业中允许集体和个体经营。在农村放宽政策,推行家庭承包制,等等。
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 苏共27大召开, 标志大规模改革开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苏联正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起点,必须实行根本性改革, 加快发展战略,由粗放式经营到集约化,根本改变经济管理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科技杠杆;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批评生产关系自动适应论;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强调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相配合。1987年6月, 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总体方案。实行企业的完全经济核算, 即自筹资金、自我补偿、自行管理, 同时通过企业法、合作社法、个体劳动法三个所有制法;1987年12月还通过计划, 价格, 财政, 金融, 信贷等十多个配套措施;企业法规定了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地位。
1988年1月起统一命令全面实施, 并预计在1990年完成。由于在推行改革中的阻力重重, 经济严重失控, 于是戈尔巴乔夫转而改行政治改革优先的做法。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 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举行,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经济改革受阻在于政治改革未先行;要求先行全面政治改革, 并提出了七项决议。这一期间苏联的政治改革急剧向右转, 极力推进民主化和公开性。首先对领导核心作了一些调整,并且从上到下民主选举新的权力机构,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在推进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过程中,苏联社会死水一潭的僵化局面被打破,同时不安定的因素明显增长,社会矛盾激化,政局激烈动荡,党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也猛然崛起。在苏共领导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和斗争。党内形成了所谓“稳健改革派”(强劲派)、“激进民主派”(民主纲领派)、主流派(中间派),戈尔巴乔夫自称坚持“政治中间主义”方向。
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一些激进反对派势力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极力鼓吹实行多党制,要求修改宪法第6条“苏联***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国家和公众组织的核心”的规定,要求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要求“放弃党的垄断”。苏共最初以明确的态度进行了抵制和反对。
1990年7月, 苏共中央召开第28次代表大会, 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草案, 宣称党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称要“放弃党的政治垄断地位”,“不再独揽国家大权,不觊觎特权和在宪法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将同其它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并且还建议实行总统制,从而根本改变了苏共党的指导思想。最终,苏共宣布放弃一党制, 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 建立总统制。
多党制和总统制实行以后,苏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削弱,各种反对势力则进一步膨胀,并且公开夺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苏联的政治体制一片混乱。更严重的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使原来潜伏的民族矛盾激化。自1990年3月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始, 到1991年4月, 除俄罗斯外的其它13个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宣布独立;而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决策方面的失误又使苏联经济每况愈下,连年滑坡。苏联最终在动乱和危机中分崩离析了。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改革的总目标是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影响和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苏联的经济改革总体方案迟迟未定。1989年12月,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勉强通过政府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1990年起,经济改革的热点集中于市场经济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主张, 允许国家、集体和公民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并在以后通过了租赁法、所有制法和土地法。1990年5月, 雷日科夫政府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张,遭到反对而作罢。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也对政府方案进行了猛烈攻击。
由于长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以及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决策方面的屡屡失误,1988年起,苏联的经济每况愈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1990年底,苏联的经济状况已经达到非常险恶的境地。
综上所述,从斯大林晚期开始,苏联的改革之风拂起。自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各领导人都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尝试, 但是进展缓慢, 步履艰难, 收效甚微。在这三十年里,苏联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 以行政管理经济为主的, 有限利用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模式有所修正, 又是斯大林模式的巩固和发展。戈尔巴乔夫企图在政治上对苏联进行 “革命性变革”, 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则向市场经济推进,其最终的结果却导致苏联社会的瓦解。
①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定义,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四种看法,即:体制说;理论体系说;政策实践说;社会主义模式说。叶书宗认为,所谓“斯大林模式”是指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按照斯大林的规划所确定下来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叶书宗:《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上海社科联,1996年版,第210页;胡逢吉认为该模式主要是一种理论体系,他指出,“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简称。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韩狄明认为“斯大林模式”主要是一种政策实践,其重点“一是发展重工业,二是限制和消灭商品经济。”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孙振远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一种不成熟的或不完善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包围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这样一种国度里,无社会主义建设先例的条件下形成的。孙振远:《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与赫鲁晓夫的改革》,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
②这本书包括四篇文章,即:《对于和1951年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答亚力三大·诺特金同志》、《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答阿·符·萨宁娜和符·格·温什尔两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