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秋其人 曾经坐镇中国影坛的潮人——别忘记郑正秋和蔡楚生

他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编导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摇篮;他为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片花费了大量心血、配以潮州音乐的《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艺术片《孤儿救祖记》、捧红了一代名伶胡蝶的《姊妹花》、还有在中国影坛上谜一样的传奇阮玲玉,拍摄的一系列如《玉梨魂》、《上海一妇人》、《盲孤女》、《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自由之花》、《春水情波》等五十多部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电影更是奠定了他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历史性地位。

他去世时,万人空巷为他送行,胡蝶、蔡楚生等一班电影界名人亲扶灵柩,一直送到上海“潮州八邑山庄(旅沪潮人亡故安葬墓地)”安葬。田汉悲不自禁,以挽联悼之:早岁代民鸣,每弦管繁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谁人抒国难,正火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

而他,被评论界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他在1934年编导的影片《渔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影坛,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影片在1935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1945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次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当时被誉为“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

他执导、编剧、参与了《孤岛天堂》、《南国之春》、《前程万里》等三十多部电影,每一部都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他曾经说过:“一个编剧导演人不仅仅是随便把一个故事搬上胶片就算完事,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作家,一个有独特的风格、正确的认识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

他们两位是民国时期上海滩那个风云际会的电影时代熠熠生辉的两颗恒星,照亮了整个中国影坛,也因为他们,那些绝世繁华、优雅风范以及家国山河、人情风俗得以保留,长存世间,为后人提供一个宝贵的范本,而这些承前启后具有开拓性和国际影响的人,他们也如同很多珍贵的文化艺术一样,被慢慢淡忘,即便在他们的故土潮汕,知道他们的人寥寥无几,更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其中不乏矢志电影事业、要做国际大导演的年青人,而前者郑正秋,后者蔡楚生,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们探索出来的拍摄手法、总结的电影语言、付诸文字的研究成果,今天,每一个电影人都在受惠,但是,传承呢?感恩呢?作为前辈的郑正秋(1889-1935)比蔡楚生(1906-1968)整整大了18岁,在郑正秋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对于在电影公司担任场记和临时演员的三无(无学历、无资历、三无电影基本功)的野小子蔡楚生并无嫌弃,更以伯乐的眼光,发现蔡楚生潜藏的横溢才华,不顾他人反对,收下这个同乡作为学生,并让他协助拍摄电影,1935年2月,在莫斯科举办的电影展览会上,中国选去的8部影片中,就有郑正秋的《姊妹花》和蔡楚生的《渔光曲》。

《姊妹花》在会上被誉为一部“成功的影片”,而《渔光曲》则获得展览会的“荣誉奖”,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当郑正秋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异常,立即把这一喜讯告知蔡楚生,为他的这一成功深表庆贺。蔡楚生十分感谢老师昔日的栽培之恩,并热切期望着有朝一日能与老师联袂拍片。

郑正秋、蔡楚生两位大师的相辅相成、承前启后是影坛的佳话,更是一个时代的性格,同为潮汕人,我们不应该遗忘他们,他们身上的光芒不会褪去,将随着时光大放异彩,当我们为以小公园、南生百货做代表的老市区之颓废嘘嘘不已时,更别忘记在中国、乃至国际影坛享有盛誉的电影大师郑正秋、蔡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