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史实校错

导读:本文写作的动因:《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关于华罗庚的说法严重不符合事实,文中称对华罗庚的“人格产生了怀疑”有失公允。

《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一文作者标明为陈奉孝,网上查得发表时为2010年8月5日。陈奉孝的博客专页中未能查获此文。因此,不能断定本文是否出自陈奉孝本人。

陈奉孝何人也? 查得“陈奉孝1936年生,195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为响应帮助党整风和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的号召, 在北京大学与谭天荣、王国乡、杨路、张景中等人组织"百花学社",与张元勋等人组织出版"广场"刊物,为此被打成"右派"。

"百花学社"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再后"百花学社"升级成"反革命小集团",作者本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罪首",判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79年反革命问题平反,1984年经***批示,其右派分子被改正。

平反后从事教育工作,1997年退休。1998年应张景中院士的邀请去中科院成都分院参与教育软件的开发工作。近年来,在网络上发表大量时事评论。”

其中 1959年4月6日押往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农场四分场服刑。密山县的北面是虎林县,那里有部队开垦的十个农场:八五零农场至八五九农场。当年的大“右派”丁玲、吴祖光等人就在这里劳动改造过。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李锐被打成“右倾分子”,也在这里劳改过。

1967年1月兴凯湖农场解散,陈奉孝转黑龙江省北安县第四十九劳改支队,即長水河劳改农场三分场服刑。 在刑满后继续强迫留场改造当"二劳改"(就业人员给自己起的雅号)七年。在22年的劳改生涯中,因"不认罪"受过各种各样的刑罚折磨(见陈奉孝:兴凯湖记事)。

《钱伟长告密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一文中称“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有个轰动一时的“六教授事件”,华罗庚与钱伟长都是六教授成员,他们提出的主张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大学里应该实行教授治校。“

“后来钱伟长和另外四名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而华罗庚却因为痛苦哭流涕地做了检讨,口口声声说***总理挽救了他,这使我对他的人格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后来在***期间,他到处去宣讲“优选法”,我觉得他在是在赶政治浪头。“

“因为所谓的“优选法”,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代数问题,凡学理科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懂得,你华罗庚作为世界知名的一流数学家何必去搞这种简单的问题?我觉得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投机心理“。

1. 华罗庚不是六教授的成员。

五七年的“六教授事件”是指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6月6日发生的六教授聚会事件,即所谓“666”事件,是反右运动中一次重要事件。

在这次会议上,应章伯钧(民盟中央副***、农工民主党中央***、交通部部长)的邀请,费孝通(民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社会学家)、钱伟长(民盟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物理学家)、曾昭抡(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化学家)、陶大镛(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学家)、黄药眠(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等六教授在全国***俱乐部聚会,与会的还有民盟中央副***史良、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加上章伯钧,共十三人。

会议主要是由大家介绍了首都各高校鸣放情况,并研究民盟如何在当前整风的形势下进行工作。

这次聚会两天后即被***视为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达到的顶点,称“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这次事件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罪证,也成了***向右派分子大开“杀戒”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

六教授讨论高等教育事宜,主张“教授治校“,全部划为右派,无一幸免。

可以看到六教授中没有华罗庚。华罗庚的职务在中国科学院,任数学与计算所所长。

六教授中为什麽会列入华罗庚呢?也是事出有因。1957年民盟中央有一个“科学规划问题”小组,其成员有5人,即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1957年5月9日,他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其中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全文共分五部分:(1)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提出要协助科学家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等问题,并合理安排使用科学家。(2)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业务部门应以研究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主;科学院应主要研究科学上的基本问题和全国性、综合性的问题;高校的研究则可包括科学上的基本问题,教材上的及生产实际上的问题,视各校的具体情况而定。

(3)关于社会科学问题——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没有社会科学或都是不科学的;要纠正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的做法。(4)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先行规定。

(5)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过去选拔人才,重政治、轻业务,今后应两者并重;在人民内部,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应一视同仁;应尊重科学家选择培养对象的权利。

这和后来的所谓“六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也有类似主张。反右时他们都受到了猛烈批判。

2. 华罗庚没划右派与他本人的表现无关,全赖张劲夫之力。此事与***,***有关,而与***无涉。

五人中有三人不在六教授中,而且这三人没有被划为右派

千家驹没划右派,与他运动初强烈反对章罗有关。“千家驹对章罗之内疚,主要因为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而且在尤其是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自己的表现。他与章乃器相交多年,而且认为作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

但后来的千家驹承认自己错了,他认为章乃器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没有错,很有见地。而且,他对章乃器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的表现十分钦佩。 “

华罗庚与童第周没划右派则赖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之力,绝非因“ 痛苦哭流涕地做了检讨“之故。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 ,张劲夫提出这个社会科学学部的反右派斗争由中宣部直接领导;自然科学机构的反右派斗争由院党组负责,并建议采取保护政策。他把这个想法提交院党组讨论,党组成员都表示支持他的想法,只是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的问题,必须毛***亲自认可才能够实现。这样,张劲夫就鼓起勇气去晋见毛***。

7月里的一天,张劲夫去见***。见到毛***时,张劲夫开门见山,说:“***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物以稀为贵’,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科学家人很少。还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是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

***说:“你张劲夫竟敢讲出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结果是,***让张劲夫到***处谈。******很同意张劲夫的意见,对他说:“你们科学院党组代***处起草一个中央文件,由中央发给全党。”

科学院起草文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家的。起草工作是杜润生带领汪志华、吴明瑜几个人搞出来的。经党组讨论后上报***处,***处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不参加运动。

当时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他们响应祖国的呼唤,有的经过斗争,吃过苦头,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张劲夫说,文件要写上这些人他们刚刚从国外回来,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右派?如果你让他们参加,他们感到不安或恐慌,其他人还怎么敢回来呀?再如,文件还强调把政治与思想问题分开,一时分不清的,先作为思想问题对待。

还有方式方法问题,有一些老科学家,自尊心强得很。你要他参加批评会,斗争会,他吃不消的,有的还可能自杀。所以文件规定,对他们在平常讲的一些不同意见谈谈话就算了, 个别谈,不参加会,谈而不斗,谈而不批。

张劲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那时开会总是越左越吃得开,越激烈越英雄啊!”

院属京外单位的运动是由地方党委领导的,在中央下发的这个文件中,明确规定院属单位的科学家划右派必须事先经院党组同意。沈阳金属所葛庭燧,搞金属内耗研究的,当时,所党委向沈阳市委汇报了他有很多言论,要定他为右派。

张劲夫听说之后,马上坐飞机到沈阳去制止。他与市委讲,“中央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由于他凭中央文件据理力争,态度鲜明而坚决,终于使葛庭燧过了这一关。

在这次运动中,全院只有极个别的老科学家划了右派,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带了右派帽子。张劲夫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当时,我们也有左的思想。”

3. 华罗庚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优选法,统筹法的推广,并获得实际效果,并为此付出了生命,如果被扣上“政治投机心理”的帽子,那么在中国科学界还有道理可讲吗?

1965年华罗庚首次提出优选法的推广问题, 1966年即遇上“***”。1967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626的张腊狗约我一起去见华罗庚,要听华罗庚谈一下对中科大原党委***刘达是否三反分子的看法。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华罗庚即从刘达支持他搞优选法谈起,历时近三小时,详细讲解了优选法的来龙去脉。对有人看不起他搞优选法的看法,华罗庚很不以为然。

最近,也有数学教授与我谈到华罗庚搞优选法的问题,其观点与陈文相似,已被陈文总结即“因为所谓的“优选法”,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代数问题”,“你华罗庚作为世界知名的一流数学家何必去搞这种简单的问题?“

以我对计算机理论科学的理解。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是不可解问题,其次难的问题是指数,复杂性问题,即理论可解决,而实际因资源需求太大,而不可解决。第三难的是多项式复杂问题。我们只能讲一维的优选法是线性复杂性的。

即使一维问题在实际上也未必简单。但华罗庚推广中已取得的结果:

1). 降压零号。洪昭光在华罗庚的提醒下用优选法搞定降压零号。2006年的统计,全国有300百万人受益。六年过去,人数只增不减,在用的或用降压零号的几百万人会同意华罗庚“政治投机心理”的说法吗?

2)低度五粮液酒是在华罗庚推广优选法时解决的。刘沛龙曾经摸爬滚打的六年未果,1978年华罗庚来后六天成功。刘沛龙装了两瓶38度和35度低度酒,送给华罗庚先生,并在酒瓶上用题了两句表示感谢的话:“六年未成功,双法出成果。

”华罗庚先生闻知此事也非常高兴,欣然题诗回赠:“名酒五粮液,优选味更醇;省粮五百担,产量增五成。豪饮李太白,雅酌陶渊明;深恨生太早,只能享老春。” 中外的几百上千万酒客(没有查到确数,但喝酒的比吃药的要多)及国家税务局也不回

同意华罗庚“政治投机心理”的说法。

要讲政治投机,华罗庚到是有机会。包谦六回忆:“有一次,分配给华罗庚的观看剧场表演票子是六排当中的好位子,华罗庚坐上后,发现本排当中有几个位子始终空着,在表演将要上场的一刹那,瞥见***带了几个人上场了,华罗庚即刻机警地与邻座悄悄地换了位子,等到***一批狗才坐定,左右环顾,不见华罗庚其人。

这一场演戏是严重的,在千万人眼睛中,假使接受***的捧场,人格何在﹖如果被侮辱,依他的名望只好‘玉碎’了,太不值得。”这事发生在1972年。

杨德庄的说法可以引用来说明问题,“在第四届数学教育会议开的时候。华老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普及数学方法的个人体会》。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为谁,目的是什么;第二,什么技术;第三,如何做。我问他,你的题目是方法,为什么第二个原则是技术?他说应用数学是一种技术,将来如果有人提出数学是一种技术,你就说我华某人早就看出了。

果然,等到了20世纪最后25年,美国科学委员会一个数学方面的委员会一个***就提出来,高技术实质上是数学技术,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把应用数学的所有的写法都写在应用数学技术。”

我只提醒读者,华罗庚在日本的报告题目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及应用数学的一些体会“当华罗庚为此付出了生命,你还认为他是“投机心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