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试读:血色的早晨
有了父亲原所在单位支付的生活补贴,韩少功回到长沙第七中学继续学业。但此时学校里红色浪潮日益高涨,老师们大多成了牛鬼蛇神。长沙城里的革命并不因为像韩少功父亲这样的敌人自我歼灭而停止,因为当权的走资派还未被打倒,群众组织之间的纷争更是高烧不退。
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的文斗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舌与笔的文斗升级为血与火的武斗。红卫兵分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占据了各自的教学楼,从军需仓库那里抢来五四手枪和五六式步枪、苏式骑枪、驳壳枪、手榴弹甚至高射机枪,把对立派当做敌人来加以防范或打击,城里经常可闻枪炮声,很多单位的大门口有碉堡和铁丝网。
年纪尚少的韩少功属于红卫兵中的温和造反派,也是学校里的主流派,在对“保皇派”和“极左派”的两面应战中逐渐壮大。
他跟着高年级同学学会了打靶和投弹,但作为兵团宣传部的主笔,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各种相当于“社论”级别的重要文章,还常常提着糨糊桶上街刷标语,操起铁笔和钢板刻写蜡纸,编写油印小报。
他蜡纸刻写技术越来越出色,不仅使油印小报十分美观,广获赞誉,而且还能用蜡纸和红油墨伪造公章,几可乱真。凭着这种立等可取的假公章,一些同学居然可以顺利地到火车站取到内部专用票,到北京或广州玩耍。
主流派控制了学校里封闭多时的图书馆。这使他们可以擅自启封,破窗而入,自由择书,一袋袋地背回寝室去饱读。普希金、巴尔扎克、巴金、叶圣陶、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柯切托夫等就是在这时候进入韩少功的视野。
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也常常成为学生们深夜争论的话题。一个表面上文化封禁十分厉害的时代,对于这些中学生来说却是阅读十分自由的时代——至少比“文革”之前要自由得多。
这当然是一例奇怪的现象。父亲之死也并未使韩家兄弟姐妹丧失精神的支撑,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强大、坚定和明确的目标等属性,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并不缺少。况且姐弟四人当时都是没有世俗个人利益计较的乌托邦追求者。
斗争如此火热,前途如此光明,死一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何况所有红卫兵战友都认为韩家父亲之死是一大冤案,都将其视为“走资派”专制下的罪恶,这使韩少功倍觉温暖,也在革命旗帜下看到了个人和家庭的希望。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了一场混乱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了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这是一颗极其肤浅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子弹,它留下的疤痕虽大却不值得炫耀。
扣扳机的人所瞄准的目标不是他,他也不是冒着这颗子弹的威胁去占领某个高地。然而,这子弹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愚不可及性,它剖示了生命的本质——无辜。如果当年这颗子弹夺去了韩的生命,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事情,顶多只是留下一个无解的哑谜。
不过那时的武斗者并不特别下流,躲入民房的韩少功事后居然被他们找到,送入了医院。他发现这个医院已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方送来的。
医生们在冲锋枪和手枪的威逼之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零乱的病室里进行。 架着拐杖的韩少功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慰问,收到了牛肉罐头、水果和大红花。
使他震惊的是,一个个抢救无效的青年则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是一场民族的浩劫,这在史书上似乎已有定论。但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对中国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复杂的。
不然,它如何能激动了那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他们全都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极“左”路线绝非自“文革”开始,“文化大革命”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一个新的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能量得到释放。
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是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得到释放。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文革”的意义是复杂的,各种社会身份的人都想通过这场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参加运动的不同教养、不同观念的人,也自然而然地赋予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以特别的意义。在后来出版的《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中,韩少功还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也站出来造反。
在长沙,由他们组成的黑鬼军团名噪一时。他们认为,“反右”是“十七年黑线”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缺乏体制内民意表达的日常机制,势必导致不良社会心理能量的积蓄。
然而,民意的表达一旦煽动成为一场政治风暴,升级到突破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无政府主义,代价的惨重也将难以避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冲动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荣光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
于是,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不顾及一切可能的后果。
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挂上“红卫兵”袖章时的激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真正打开了视界。
过去,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你是不敢与他对抗的。
忽然一夜之间,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了,这似乎给了民众一种解放感,一个莫名的希望,好像一切不合理的都可以得到改变。当时虽然不能反对领袖的思想,但有解释领袖思想的自由,比方说你那一套毛泽东思想是假,我讲的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下厂和下乡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吵和扑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对立派的学生前来偷袭,往楼上扔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楼道栏杆挡住,没有炸到栏杆边的韩少功,落下楼来爆炸,在地板上炸出大坑。
把浑然不觉的韩少功吓一大跳。 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玩耍和读书,包括部分青年学生中蔚然成风的大读马列。
国际共运思潮让人半通不懂,但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和古巴的切?格瓦纳就像多年以后的歌星“四大天王”,成了激进学生们的偶像。这两个人,一个右派,一个是“左”派,但他们共同的继续革命热忱鼓舞了韩少功的同时代人。
他们觉得新时代就要出现,人类历史将在中国翻开崭新的一页,能生逢革命真正的无限光荣。他们热血沸腾,一遍遍唱着《国际歌》,感到自己负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一封由韩少功起草的信就在此时发出,寄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首长。
二十几个湖南的中学生在信中陈词恳切,强烈要求到新疆参加最艰苦的劳动,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奉献青春——这一次浪漫的远行几乎成功,只是因为后来省知青办坚决卡下有关手续,才令人遗憾地功亏一篑。
但韩少功从不怀疑革命是人间正道。在当时湖南省会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劳动是一大人生光环,凡是因怕苦而逃避下乡的同学,在一般情况下都要受到蔑视。学习也是一大人生光环,如果谁不能在哲学、文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表现一技之长,在一般情况下也会受到嘲笑。
独立与反叛更是一大人生光环,以至于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后更名杨小凯)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康生点名,不幸获刑十年,立即被韩少功及很多战友暗暗视为英雄——尽管他们对杨曦光“重新建党、建军、建国”的激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
韩少功与杨曦光之间的个人情谊也长期保持,一直到几十年后杨曦光以著名经济学家和基督教徒的身份病逝异国。 像杨曦光及其他少年思想家那样,韩少功也迷上了社会和政治,找母亲要来当时堪称大钱的十二元,买回一套四卷本《列宁选集》,通读之下做了几本厚厚的笔记。
马克思、毛泽东、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同样让他兴奋不已。
他和一些同学的文风甚至也统统有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辩味道。马克思把人道主义的精神延伸到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身上,要在地球上消灭剥削和压迫,这种不无宗教理想色彩的平等观念,在韩少功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他跟大学生和高中生一样胸怀世界,时刻等待着召唤,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
因为家人受到过政治迫害,韩少功厌恶部分红卫兵的乱打乱斗。他参加的组织属于红卫兵第二代,其中不少骨干分子也出自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们掌握学校自治大权的时候,校园秩序曾得到有限恢复,个别擅自对老师施暴的红卫兵,甚至受到警告公示和清退除名的处分。
但整个红卫兵文化仍然充满着专制性与暴力性,他们看起来极端民主的激情行动,很难说不是以一种独断和专横来取代另一种独断专横,以一种暴力来取代另一种暴力,他们既不打算以下级服从上级,也不打算以少数服从多数。
军宣队和工宣队的相继进驻学校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仍旧让很多老师如惊弓之鸟,根本不讲道理的批斗会也不时奉命举行。
更重要的是,对立派别之间的仇怨无法化解。韩少功后来在《完美的假定》中对此有清晰的记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
但为了在谁最“革命”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