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 作者:任继愈 时间:2007/2/3 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

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

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

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二、佛教向交州的传播 交州,汉魏亦称交趾(今越南河内),也是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汉末士燮(137—226)任交趾太守(同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相对安宁,中原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一时学术荟萃,思想文化十分活跃。

士燮本人倡导儒学,尤精《左传》《尚书》;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异人”也集中不少。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佛教的代表人物。

牟子与笮融同时,将母避乱至交趾,从其所著《理惑论》看,这里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成熟,与儒家五经和道家《老子》相调和,全力排斥道教神仙辟谷之术,为佛教的发展开路。据此可见,交趾的佛教最初是来自内地北方,但也有材料说明,交州佛教原是由海路南来,并由此北上中原,成为佛教传入内地的另一渠道。

三国吴赤乌十年(247)抵达建邺的康僧会,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可以说,他自幼受到家传天竺文化的影响。

但康僧会又是生长在交趾儒学绍隆之区,使他的佛教思想中充满着儒家精神,同当时已经流传于大江南北的玄学和般若学,大异其趣。《高僧传》本传称他“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为舍利建塔,成为江左建寺之始,这是典型的天竺风气。

他编译的《六度集经》有关菩萨“本生”的故事,在天竺大都能找到相应的遗迹。其中太子须大拏的传说,亦见《理惑论》。据《大南禅苑传灯录》记:“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于时有比丘尼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梁、牟博(即牟子)之属在焉”。

因此,说康僧会所传佛教是经海路迁入交趾,然后又北上南京,不是没有根据的。

此外,三国吴时在交州译经的还有西域僧人支疆梁,泽出《法华三昧经》。晋惠末年(306),天竺耆域经扶南至洛阳,取道交、广。晋隆安(397—401)中,闹宾高僧昙摩耶舍达广州,交州刺史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其说佛生缘起,并译出《差摩经》。

他的弟子法度,专学小乘,禁读方等,独传律法,在江南女尼中有甚深影响。求那跋摩在跋婆国弘教对,宋文帝曾敕交州刺史泛舶延清。南朝齐梁之际,有释慧胜,交州人,住仙洲山寺,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诸观行;诵《法华》日计一遍。

与慧胜同时的还有交趾人道禅,亦于仙洲山寺出家,以传《十诵律》著称。他们后来都进入南朝京都,声播内地。交州自汉末以来,就是佛教沿海路传入中原的重要门户。

早期的交州佛教,大小乘都有,此后信奉《法华经》则比较突出。《法华·药王品》把焚身供佛作为最上供,影响很久。《弘赞法华传》载,交州陆平某信士,“因诵《法华》”,仰药王之迹,自焚之后,出现奇迹。

5世纪上叶,黄龙昙弘适交趾之仙洲山寺,亦于山上聚薪自焚。 三、初传期的佛教译著 汉末的社会历史状况,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合宜的温床。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献帝(189—220)的40余年中,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的译者6人;唐《开元释教录》勘定为192部,395卷,译者12人。达标志着中国佛教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译者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