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污点 南京保卫战:孙元良的创痛和耻辱
[摘要]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在孙元良生前,秦汉并没有机会去谈论战争,他明显感觉到父亲不愿提及往事。
秦汉(左)与孙元良
孙元良的功过是非
南京保卫战中,素有“南京南大门”之称的雨花台,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城外,是日军中以凶残著称的谷寿夫军团;城内,负责防守这一带的守将,正是刚刚从上海撤退的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
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两个陆军师。八十八师的抵抗英勇而激烈,日军谷寿夫久攻不下,甚至怀疑起自己的指挥能力。然而,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城墙再也抵挡不住。
2015年6月11日,南京雨花台,秦汉来到父亲曾经鏖战,遭遇军旅生涯中最惨烈失败,甚至一生倍感耻辱的地方。
秦汉感同身受:“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给我的印象沉重而阴郁。1937年12月,父亲孙元良带领部队守卫南京,战败而退。对于这场战斗,父亲用‘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来形容。身为后人,我无法想象他曾经历过的艰苦与悲愤。”
这不是秦汉第一次来到南京,1995年接拍电影《南京大屠杀》时,秦汉就曾经到过这里。南京之行让秦汉思绪起伏,他为解答“南京保卫战中,父亲是否有污点”这段历史的疑问而来。
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孙宅巍从1983年开始进行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他的讲述如同一幅传神的剪影,勾勒出了那段历史的轮廓。“3名旅长阵亡2名,6名团长阵亡3名,营长阵亡11名,8000余人为国壮烈捐躯!南郊阵地上的八十八军,与他们留守上海的同袍一样,坚守到了最后一刻,阵地失陷,‘非不为尔,实不能也’。”
在孙元良生前,秦汉并没有机会去谈论战争,他明显感觉到父亲不愿提及往事。“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好勇狠斗的形象,他本质上应该是喜欢和平的。其实,军人才最了解战争是残酷的,因为军人是真正在最白热化的地方待过的。
一个坐着办公桌的人,他不知道战场真的是怎么样的,他可以要打要杀的喊得震天响。军人最了解战争的真相,你认识的人,你的好朋友一下子在你旁边血肉横飞不见了,在我看来是非常强烈的。像我父亲认为南京保卫战是最悲壮的一役。”
南京,南京
1937年11月13日,孙元良带领八十八师从凇沪战场撤退。部队撤退至青阳港时仍和追击的日军时有交火,激战六小时后,挡住日军追击。之后,八十八师退守南京。
南京地处长江九十度大转弯处,东面和南面是低矮的丘陵和平原,北面和西面是长江的天然屏障。因此,日军的来犯势必将南京陷入一座孤城。
孙宅巍介绍说:“孙元良将军是南京保卫战中一支主力部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七十二军八十八师是守卫南京的13个建制师当中的一个主力部队。他这个部队全是德式装备,经过精良的训练,可惜淞沪会战三个月打下来,这个部队也残破了。按照国军的编制,一个师应该是11000人左右。他这个师撤退到南京的时候,只剩下6000人了。这6000人当中,还有2000名是新兵,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临时充实进来的。”
对于来犯的日军总指挥官松井石根,孙元良曾有过接触。他在回忆录里提到,“松井这个人,我于1927年8月间,曾在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里会过他。那时我到日本还不久,希望入日本陆军大学求学。介石师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要我当面交给他,托他帮助我进日本陆大。他当时是参谋本部的第二部部长,介石师信上对他的称呼是‘松井中将阁下’。我会着他时,第一个印象是‘老而瘦’,第二个印象:摹仿一些德国军官的派头。”
这位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奉统帅部命令,以原上海派遣队的三个师团、一个支队为主力,协同陆海空三军,对南京发起进攻。而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率领的国军形势大不相同,孙元良记载,“上海一役,国军的消耗太大了,要恢复战斗力,实在需要相当时间,眼前准备留下来保卫首都的部队,番号虽有八个之多,但都是刚刚在上海战场上经过长时间消耗的,以第八十八师来说,比较算是完整的了,在上海战场的战绩也最好,然而现在不过只剩下四千多国兵了,并且这四千多官兵中还有一大半是新兵,那是在上海连续血战三个月,经过五次的补充,其他的部队,大同小异。
”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孙元良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他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在南京,12月初的一个早晨,介石师亲自打电话来,要我去见他。他那时住在什么地点,我现已记不起来了。此时天刚明,他穿中国长袍,口里还没装上假牙,他要我准备从一个渡口渡江到北岸去,等待后令。因为他的家乡口音,我听不清楚那个渡口的名字,他走到贴地图的地方,指给我看,是划子口。”
后来,孙元良没有从划子口渡江离开,而是和另外七支部队一起被留下来守卫南京。
秦汉向孙宅巍请教说:“我有一个疑问,先父从淞沪会战上退下来到南京,国军为什么不调派一些新的,没打过淞沪战的军队来打这个仗,而让他打得这么残破的部队守在南京的第一线?”
孙宅巍认为:“大概是因为南京距离上海比较近,日本军队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到达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大后方的部队调过来已经来不及了。蒋介石也下达了调令,把云南的军队从昆明拉到南京来,结果这支部队还走在路上,南京已经失陷了。”
孙元良回忆说:战争进行到12月12日,东南郊的要地紫金山、天堡城、明孝陵、雨花台都已陷落,守兵全部牺牲。敌战车直抵中华门口,敌步兵逼到城根下,情况险恶。但配置在其他方面的绝大部分友军,还是悠悠然无所事事,未曾放过一枪。
秦汉对此十分不解:“在打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像胡宗南的部队也在附近,他的部队应该是精锐的部队,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到前面去,胡宗南部队好像没有打上海的淞沪会战,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队。宋希濂的部队也在附近。”
孙宅巍说:“我感觉到孙元良将军作为一支牺牲重大的、牺牲惨重的部队的指挥官,产生这种抱怨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唐生智的指摘,有些地方也不完全如他所述的那样。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南京保卫战这么大一个战略的最高指挥官,他的手上必须要留有相当的预备队,这个预备队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参加战斗。
宋希濂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他赋予宋希濂部队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维持整个南京城的治安、军队内部和军队外部,军内外的秩序,带有鲜明的作用。”
就在雨花台中华门陷落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两次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称“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
秦汉说,“后来在父亲的回忆录里我得知,蒋介石当时一方面寄希望于苏联出兵援助,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使中日战争能尽早顺利结束。1937年12月12日夜,唐指挥官召集各部队长会议,他宣布放弃南京,要各师部长和他一起到下关乘轮船渡江。”
孙宅巍说:“唐生智原来确定了一个撤退的方针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就是少数人渡江,大部分你都要原地冲出去杀开一条血路。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船,所以不允许大批的部队从长江渡过去,但是他临时给大家发了书面的撤退令以后,他口头又追加了一条,他说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七十四军、教导总队,你们这些部队在有船的时候也可以从长江渡过去,到滁州去集合。
这条口头追加的命令犯了大忌。那么,当时你杀开一条血路,当然要很大的牺牲,那么你允许我从长江渡过去,长江后面就是我们的后方,那当然相对要安全一些,因此使得许多的部队就拥挤在长江边,事实上又没有那么多的船。
船都收缴了。他希望破釜沉舟,实际上他在这一点上指挥不当,犯了大错。”
孙元良将军这部分日记写于1931至1936年间。“文革”时期孙元良原机要秘书周振寰先生在上海银行发现这批日记,于是专门取回,后交给档案馆保存至今。
那么,孙元良为何和部队失联?
南京保卫战时,因兵败城破与部队失散的军人化装成难民,甚至到庙里面做和尚……此类情况甚多。孙宅巍说:“有一个部队工兵营长叫(柳鲜明)他就躲藏在茅夫山的一个永清寺里面,他做了几个月的和尚,而且给自己取了一个法号,叫二觉。他躲藏到1938年8月才找机会经上海到了后方。教导总队的参谋主任廖耀湘负了伤,栖霞山一个和姓村民保护了他,在其家中住了一两个月。1938年2月份,他才找机会度过长江,回到了部队。”
“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
至于孙元良是如何离开南京的,从现在的一些回忆资料、社会流传的说法来说有多种。
“一种是孙元良自己讲的,他带领600名官兵从栖霞山到龙潭之间的长江口岸渡江,经过了泰兴、淮阴、衢州、郑州一直到武汉。还有一种说法是孙将军曾经一度留在了难民区里,受到老百姓的保护,甚至在拉贝和魏特琳的安全区里。
这些说法都是流传,从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中查找不到。但是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作为一个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打仗打到了最后,你跟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络了,指挥官本身是有一定责任的。你不应当离开自己的部队,但是在已经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从人性的角度看,他为了保存自己,有一定的方法暂时隐蔽一下,隐蔽在老百姓当中,隐蔽在哪一个寺庙里面,然后找机会再过江,再回到部队参加抗日战争,我觉得这个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孙宅巍说。
秦汉与孙宅巍
孙元良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逃生的过程:“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趁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泽两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限伤心。这样,我便带了600多官长弟兄,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秦汉坦言:“我不是想要怎么样去标榜我父亲。但是有时候很多传闻,讲的好像对他的勇敢做了一些质疑,那经过你这样子一个专家讲出来,我其实是很激动的,等于也从你的口中见证了他一些事情。”
在孙宅巍看来,这样的交谈很有意义,“因为你既是孙元良先生的公子,又是主演《南京大屠杀》的著名演员,所以我们来交谈南京保卫战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感到很有意义。”
其实,这番交谈对秦汉的意义更为重大。“大概你没有发觉,我当场马上觉得热泪盈眶,很冲动了。”秦汉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孙先生是一位学者,对这个事情应该做了很多考证的工作,他讲的事情有一定的公信力,对我父亲做的事的一个肯定。我这个做儿子的,觉得为我父亲骄傲吧,感觉在当时,他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了,这个很重要。”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南京城烽火连天,血肉横飞,父亲孙元良和他的将士们所展示出的勇气和信念,令我辈汗颜。中国军人,浩气长存。”在中华门的城楼上,秦汉写下了南京之行的手记。(文/周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