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个人资料 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

禹作敏的个人收入是个不解的谜。他以廉洁自律自居,向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我不多要钱,大伙给我评定,年薪10多万,我不要,你们来,我个人请客。一年只给家交1万元。但是,知底细的人却认为他赚的是“无数钱”。而别人都不能过问,也无法掌握。

当公安局对他实行拘留,市、县联合工作组进村后,大邱庄的财会人员才向工作组提供了真实情况:1992年总公司正副经理每人年薪是70万元,担任副总经理的禹作敏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这个数字。

李占发说,这是禹作敏主持大邱庄党委会议定的,谁能说不合理、不合法?这属于贪污?还是正当收入?谁能说得清楚?所以李占发向中央政法委汇报禹作敏案件时说,大邱庄经济问题查不清,他们的工作组只能协助司法部门破打人致死案。他说,这只是白色收入,灰色、黑色收入知多少?在这里共产党的党委会已成为维护禹作敏及其家族权益的工具。这是“一元化”体制给禹作敏带来的便利条件,也是禹作敏的腐蚀剂。

个人和本家族的消费毕竟有限,禹作敏就用金钱作为与极有权势和名望的人交易筹码,以抬高自己身价。他对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每天上门要赞助的有三四家,真是应酬不过来!”但对抬高个人社会声望的事情,他就当起了“开明绅士”,慷慨解囊。所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当政协委员。

这些“赞助”都是当新闻见诸报纸、广播的,更多的却是给握有实权的高官的“绝对保密”的信息费。所以当禹作敏判刑时,因不涉及经济问题(个别已揭发的案子除外),许多接受贿赂的官员受到了“保护”。

禹作敏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化身,个人也就感到不安全了。他有8个保镖。大邱庄不断发生“劳资纠纷”,禹作敏看到这种新的社会矛盾,怕事态扩大,多次出面调解。为了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保证自身安全,禹作敏多次以文件形式上报天津市公安局,要求扩大大邱庄派出所的编制。

这个要求被否决后,他仍不甘心,又采取建立经济警察和扩大保安人员的办法。他把效忠于他的得力干将提拔为治保主任。禹作敏兼任派出所指导员,掌握执法权力,全村经济警察也增加到100人之多。在宣布拘捕禹作敏的同时,公安人员依法抄了他的家,除几十万现金、进口药品,还发现有武器。

总公司变成审讯“败家子”公堂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父子及其家族人员就把流失财产的人当作“败家子”。

个人集权下的产权不明,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众对资产底里不清,惟独“老板”个人清楚。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他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

“李凤政一死,3亿债务说不清。2亿是银行的,1亿是外边欠的。”“厂房、设备分开。到1996年6月债务还未清理完毕”,“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没账。一人说了算。这人死了更说不清了。华大集团损失6000万。”李占发用简洁的语言说出了事件的起因。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一个“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比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还惨重,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3亿外债说不清”,“李凤政死时发现外来的干部有贪污。”这时把大邱庄资产当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伙,气急败坏。禹作敏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他突然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开始了审讯。

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他们准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并设置了录音、录像设备,对所怀疑的对象进行审讯。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庄企业集团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秘书长石家民(女)等,先后对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进行了审讯。

12月7日,禹作敏主持审讯,他首先动手打人,别的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直把人打得鼻青眼肿,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才罢休。事后,他重赏了审讯“有功人员”。

禹作敏敢于私设“公堂”审讯打人,他的部下和亲信就敢动酷刑。在审讯中,外地来的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2月13日万全集团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他带到三楼会议室,要他交代问题。危说自己没有问题,打手们扒光危福合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换另一批,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个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到晚上10点危福合停止了呻吟,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打死人后造假象,禹作敏让4个打手跑了。公安局抓人,他不让进。”李占发点明了禹作敏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的缘由。

父子俩成了同案犯

执法部门通缉嫌疑犯并开始搜查时,大邱庄在保安人员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组成“五道防线”,同时发出告全国各省市党委书记书,称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人,要求全国各省市声援,干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此同时,担任总经理的禹作敏儿子禹绍政向中央机关一位工作人员行贿,要他提供中央领导人对大邱庄事件态度的信息。中央领导发现后及时作了处理,禹作敏父子撞到了“枪口”。

“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禹作敏把家族、亲信都绑到他的战车上。他决心抗争到底。当执法部门进村搜捕犯罪嫌疑人时,禹作敏还要领导班子成员组织3万人到县城游行,以示反抗。这时,他的班子成员、家族和亲信才感到不能再愚忠愚孝了,不能再铤而走险了。

他们在痛苦中和禹作敏决裂。张延军拉着禹作敏胳膊,声音沙哑,泪流满面:“董事长,不,不能这样干啊!”表示以死相谏,拿起桌上的玻璃烟缸向头上猛砸,殷红的鲜血从黑发中渗了出来;禹作尧把头撞到了木头上;禹作敏女婿、津美公司经理赵树忠知道劝阻无效,借故躲到外地,用电话指挥生产。

与禹作敏共事多年,又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刘万全(刘的儿子刘永华是禹的侄女婿),托病不出。人们从这种场面看到了利用封建家族网络办集体企业的祸害!

大邱庄事件引起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中央领导指示:“依法办事。”12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显示出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1993年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检察分院就刘玉田和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当天进行了公开审理。禹作敏等8人走进法庭,站到被告席上。

法庭调查结束,转入法庭辩论。公诉人指出:“在禹作敏统治下的大邱庄,可以说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了无法无天的‘土围子’。”

辩论结束,被告人作了陈述。禹作敏说:“大邱庄成了‘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罪,有思想和历史根源。”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对被告人禹作敏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禹绍政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9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禹作敏父子成了同案犯,双双入狱,与企业管理体制上有关,也与几千年的封建家族观念有关,它留给中国农村干部和企业家的教训极为深刻!

禹作敏服刑的第五个年头,住进了天津市天和医院3楼甲病房。1998年5月13日,笔者在这家医院的病房见到了禹作敏,一个人在玩扑克。他说是因病保外就医。他虽然住得安静、舒适,但旁边的一间房还有两位警察监护着,与我谈话还有些慌张。

我说“你在农村改革中还是有功的”,他说“没有用!”这时,他才知道功不能抵过,功不能抵刑。法律是不能超越的。在法律面前,权力、金钱都已黯然失色。问他年龄,知道他69岁了,问他服刑还有几年,他沮丧地说还有15年。

禹作敏身边有老伴陪着,应该说对他很不错了,但他急于想过正常人生活。他说:“我想回家!”一个人失去自由是何等的痛苦!知情人说,禹作敏心血管、胃部都有些慢性病,但一般不会突发。他曾指着自己的脑袋向大夫说:“我的病在这里,你能为我治好?”10月3日,服药自尽。据有关人士分析,禹作敏可能觉得“回家”保外就医的希望实现不了,服刑期满已经80多岁了,不如提早结束生命。

据悉,服刑期间的犯人是不准开追悼会的,但禹作敏出殡时,闻风而来的人不少,只小卧车就有六七十辆,可见人们对他的功过是非是清楚的。

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专权

“如果不明确产权,加强监督,不是李凤政的结局,就是禹作敏下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产权不明是禹作敏的陷阱,也是所有企业家的陷阱”。事件发生后,李占发组织各级干部调查研究,并通过试点,推行了股份合作制。

这是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好办法。它虽然削弱了企业负责人的部分“特权”,却给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们心里没底。1995年3月8日,李占发以静海县政府名义邀请中央农口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论证。

这些专家学者认为,禹作敏对中国农村改革是有贡献的,但受到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影响,权力越大,消极面越大,把自己打扮成改革的化身,走上了极端,不可容忍,受到了法律惩罚。

这和体制有关系,因为原来的产权和经营权与劳动者结合不到一起,厂长感到“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静海县总结了大邱庄的经验教训,对产权问题认识得很深,经验也很系统。专家学者指出,产权制度改革是继联产承包后,又一个伟大创造。

股份制与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农民既有决策权,又有受益分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份所有者。通过股份分红增加农民对企业的关切度,与自己利益相联系。股东代表选出董事会,由董事会确定厂长。农民有了这些权利才能当家作主。

大邱庄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由“能人”支配的“公”产变成农民集股的“共”产,农民能看得见摸得着。许多工厂已开始实行岗位股,企业法人提成(纯利润1%或2%归法人),作为股投入企业,参加分红,分到红再投进去。

工人也如此。禹作尧说,实行股份合作制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大邱庄的实践告诉人们,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禹作敏式的专权。他们成了股份所有者就理直气壮地参与企业管理,严格监督厂长经理。张延军在天津市乡镇企业家座谈会议上说:“家长制不行了,要实行民主管理!”经过挫折的大邱庄开始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