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与邓小平女儿 我曾见过禹作敏
现在的年轻人中,或许鲜有人知道大邱庄,亦鲜有人知道禹作敏了。二十几年前,大邱庄是如日中天的“中国第一村”,名声在华西村之上,而担任大邱庄党委书记暨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的禹作敏,则是大邱庄的主心骨,也是大邱庄的标签,随着这个“中国第一村”名扬天下。
我曾见过禹作敏,那是1989年的春天,不仅浏览了大邱庄这个“中国第一村”, 听禹作敏口无遮拦的言说,还与他有过面对面的交谈。我问禹作敏,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写的是否大邱庄的事,他说是的,但蒋子龙在大邱庄只住了15天,他写得不解渴。
我也曾跟着天津市的老市长胡昭衡一起去过禹作敏家。一幢小楼,一个小院子,还养着一条狗,我的直观感觉,禹作敏的住宅,与一般村民的差距不算太大,那时大邱庄村民的居住条件已经相当不错。
大邱庄当时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可以通车的道路纵横交错,企业的厂房与村民的住宅布局有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小城镇。我读过《燕赵悲歌》,可以想像大邱庄曾经的穷困与荒凉,也对禹作敏这位当时大邱庄的开拓者与带头人充满敬意。
在禹作敏口无遮拦的言说中,有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虽然有些话经不起推敲,但听的人更看重他的坦诚与率真,包括我自己。如今回味,却感到禹作敏日后的人生悲剧,在那三段话中已见端倪。
禹作敏说,一位领导同志来大邱庄时表扬我们搞得不错,我对这位领导同志说,你们都说大邱庄搞得不错,那我怎么连个全国人大代表都没当上呢?亦可能我的这个意见起了作用,后来我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我问人家,全国人大代表大,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大?可见,至少在那个时候,禹作敏已经把“搞得不错”当作筹码,向上伸手要名要利。无论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眼里,都只是一个象征着权力与地位的衔头。
禹作敏说,妇联一位领导同志来大邱庄时对我说,听说你们这里已经从灶台中解放了的妇女,又重新回家去守灶台了。我对她说,听说北京现在只有姥姥大院,没有奶奶大院了,你鼻子底下的事不管,倒来我这里管起妇女回家守灶台了。
我这也是男女平等呀,男的抓上层建筑,女的抓经济基础。可见,至少在那个时候,禹作敏已经把大邱庄当作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只许别人瞻仰、夸奖,容不得有任何非议,即使是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对大邱庄的妇女工作仅仅提出一点疑义,也要立马给顶回去。
禹作敏说,现在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都有矛盾,等到关系协调得差不多了,一届的任期也快满了。还不如我们的企业,父亲当董事长,儿子当总经理,婆婆当会计,儿媳当出纳,互相之间都配合得很好。可见,至少在那个时候,禹作敏已经相当钟情于这种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而且,也很想在大邱庄实行这种管理模式,把大邱庄当作是他的“家天下”。
我依稀记得,他的儿子禹绍政,就既是企业集团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大邱庄的党委副书记,如果没有后来的暴力抗法事件,很可能就是他的接班人。
在此三四年后,禹作敏以及大邱庄即以对内(或对下)搞独裁统治以致刑讯逼供,对外(或对上)阳奉阴违以致暴力抗法闻名于世。
中国广大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不少能人,堪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都有值得夸耀的骄人业绩,然而,毋庸讳言,隐匿于他们身上的封建基因,也极易因此而被激活。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禹作敏就是前车之鉴。在禹作敏身上,可以吸取的教训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正确估量自己的功绩,摆正自己的位置。 “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人民日报》1993年8月28日《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纪实》中的这段话,已经揭示了事情的本质。
你可以实现自我,却不可膨胀自我;你可以展示自我,却不可放纵自我。禹作敏对大邱庄的发展有功,但大邱庄毕竟不是禹作敏一个人干出来的,如果弄错了这一点,就很容易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进而把自己当作土皇帝一般的“庄主”。
顺便说说“少庄主”。“庄主”在世,“少庄主”如“太子”;“庄主”退位,“少庄主”就“接班”,这是封建时代的事,现在不行。从父辈那里传下来的只能是精神,包括开拓进取、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职位。父亲当过书记,儿子当然也可以当,但必须是自己干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