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传我的父亲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图)
1973年10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苏两国提出的关于监督中东停火的决议草案。中国代表团觉得决议草案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立场,准备强调一下我们的立场。会议开始后,苏联代表马立克立即要求表决。这时,父亲敲了敲面前的水杯(当时规定,如果谁想发言就用笔敲玻璃杯),表示要发言。马立克却插话说:“我们(指苏联、美国)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吗?这次会议不安排发言!”
父亲听了非常恼火,你们怎么能随意剥夺我们的发言权呢?他又敲敲水杯高声说:“我抗议,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的发言权!”马立克也敲起水杯,气急败坏地说:“讨论可以在表决后进行。”“马立克先生的话完全没有道理”,父亲大声地说,“在一项决议草案表决前,我们不得不就这个草案发言。”会议开不下去了,会议主席只得宣布休会。
休会期间,会议主席同意父亲在下午的会上第一个发言。吃完午饭,父亲把周南叫去,说发言稿要重写,最后加了一段话,大意是:马立克先生,我认识你多年了,为什么你的脾气一点也没改,还是那么霸道。你急什么?中国有权利发言,为什么不让我们讲呢?安理会的事情应当由安理会所有成员来决定,否则还要我们干什么!
由美苏两国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行了吗?父亲还在会上强调:“中国坚决反对把联合国安理会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任意玩弄的工具的恶劣做法。我们认为,这是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家极大的不尊重。”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都登出了《乔冠华大战马立克》的消息。我在国内报纸上也看到了父亲发言的照片。
在那一段日子里,还有几件事是我记忆犹新的。
父亲恢复工作以后,有些老同志在干校劳动还没有回来,有的因为“文革”中的种种不实之词还没有作最后结论。父亲总是尽自己所能,以助老同志一臂之力。
记得院子里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曾登门来找父亲,他详细谈了自己的父亲(和爸妈在重庆时期就很熟)在干校去世前的经历,希望最后能够按烈士待遇处理。父亲认真地听取了他的陈述,答应尽快了解情况,妥善处理此事。事后父亲对我说,他比你大不了一两岁,可是现在却要为家人四处奔波求人了,你尝过这种滋味吗?现在我还能做些工作,尽管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我是能办些事情就尽量帮助别人解决一点问题,还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怎么样呢!
后来父亲果真努力促成落实了这件事。
那一段时间里,在干校长年劳动的朱其文夫人身体十分虚弱,父亲得知了她的情况和家属的要求以后,就立即想办法把她尽快调回了北京。当时朱大使还被关在监狱中,他们全家正处在极度困境之中。当孩子们围着老太太坐在西单那间搭了两层的小屋里,吃上一碗热汤面的时候,他们经常念叨:我们两家是患难之交啊!
1973年初,王炳南伯伯从干校回到北京,应有关部门之邀,在谈过关于重庆谈判的回忆之后,他在办公室找到了时任副部长的父亲。父亲对王伯伯说,既然没有人催你回干校,你也不必主动回去。尽管外交部没有正式调你回京,党委也没提出安排你的工作,但留在北京等候组织上的安排也未尝不可。
况且你也年过花甲,又患有心房纤颤,需要在北京看病……不过你要在姬鹏飞那里打个招呼。简短的一番话使王伯伯感受到老朋友之间的关怀和友情。他说,老乔说得不错,既没失去原则,又体现了对同志的关怀。
那一阵子,爸爸像走马灯似的忙个不停。周末我回到家,爸爸刚刚参加完接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活动,他的气色比过去红润了,可脸上却添了些许说不出的沧桑。想必爸爸一定很劳累吧!
当我们相对坐下时,爸爸深深舒了一口长气,他说:“现在真是太忙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脱身。我真想停下来好好休息几天,把一些具体工作交给下面的同志去做。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带你去一次朝鲜开城,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妈妈怀你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怀念的城市。
这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后来爸爸曾几次认真地对我谈起他的心愿,他说,只要闲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朝鲜,这可以算作是我的私人访问,与工作毫无关系。可是,他始终无法脱身,而此后的发展也是当初始料不及的,直到爸爸离世。我一定会去寻找那片孕育我生命的土地,为爸爸了却最后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