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晚节不保 章含之自述:一封密信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图)

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一纸御状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

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孤注一掷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

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致命的一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