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1971年职位 史家胡同51号:章含之与乔冠华十年风雨相依
章士钊(1882-1973年),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颇富传奇色彩,也略有争议的人物。
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白吉庵曾写过一篇章士钊的小传《风雨沧桑九二春记章士钊先生》,里面是这样总结章士钊的一生的:
章士钊早年以“苏报案”震惊思想界,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后又转而提倡苦读救国,拒不参加革命组织。他以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闻名教育界,以两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以鼎立营救李大钊而为人们所激赏,以为被国民党捕获的陈独秀出庭辩护而暴得大名,以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高级顾问身份而名震上海滩。
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在解放战争后期,他积极为和谈奔走,充当和谈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积极进言,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
章士钊是很有教育主张的文人,然而他所倡导的传统文化却和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并且被时代放在了前行的对立面上。当时,章士钊和鲁迅代表了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之间交锋了,结果无疑是新文化一方胜利。
解放后,由于鲁迅文章指责说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致使章一直被视为谋害学生的罪人。然而,早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的三个月,章士钊就已经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案发时人已经在天津。如果不是后来有毛主席亲自为章士钊翻案,人们对他的误解怕是要永远持续下去了。
① 1959年周总理赠房
解放后,章士钊没有离开大陆,反而与他的第二夫人奚夫人和儿子章可、养女章含之于1949年11月由上海迁居到北京。起初,章士钊在北京没有住处,他们全家住在东四八条54号好友朱启钤的家中。朱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出任过总长等职务,与章士钊有同僚之好,早年章士钊还在朱家做过塾师。如今他们又有机会相会在一起,实在难得。故此朱启钤将他家后院的北屋,让与章士钊一家居住,由于两家人口都比较多,居住甚是拥挤。
1959年,周总理去看望章士钊,当看到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时,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章士钊借居友人家中。章士钊说无所谓,只要有个地方看书、写字就可以了。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章士钊找一处四合院住宅。
后来,章夫人选中了史家胡同51号院(当时的门牌是史家胡同24号),因为在东城住了十年,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章士钊看了房子后认为房子太大了,自己一家住不了,便将第三进院分了出去。
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章士钊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章士钊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原来早在1920年夏,毛泽东和蔡和森为湖南赴法留学生缺乏路费一事,曾向章士钊求助。章十分支持,立即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后来一部分用作赴法留学生的旅费,剩下的由毛泽东携回湖南,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经费。
1960年秋冬之际,史家胡同的房子重新修缮完工,周总理特意请章士钊吃饭,并说“行老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帮助,这幢房屋算我们送给你的。”章笑答:“我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要是收下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后反成有产阶级的房产主了。”总理说:“那也好,房子永远归行老和家眷居住,由你们管理。”
从此,章士钊一家离开居住了十年的东四八条那半个后院,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史家胡同51号。他在这里真正地有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晚年的章士钊,生活非常简单,有时几乎整日读书写文章。从1961年开始,80岁高龄的章士钊开始了《柳文指要》的写作。也就在这一年,外孙女妞妞(洪晃)出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据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回忆,有一次,洪晃把章含之缝纫机里的东西弄丢了,章含之说:“你再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就揍你”。那个时候洪晃也就是四五岁,她就一边跑,一边喊:“爷爷,妈妈要打我。”章士钊从屋子里颤颤悠悠就出来了,洪晃一下子躲在他的背后。
章士钊冲着章含之说:“宝宝(章含之乳名),从小我们没有打过你一下,你今天要是敢打妞妞,我就打你”,弄得章含之啼笑皆非。80多岁的老头子,背后一个小孙女躲在他的大腿后面,做着鬼脸,又可气,又可笑。
然而,幸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文化大革命中,史家胡同51号院也没有幸免。
② 文革中的遭遇
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大约十点半钟,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服的青年男女冲进院来。其中一个女红卫兵野蛮地抽出腰上的皮带,高举在手,喝令章士钊到院子里去。家属在旁求情,说他年纪大了,晚上外面风大,能否有话就在屋里说。
来人哪里容得,抓起章士钊就往院里拉。一群红卫兵挥着皮带不停地历数他的“罪状”,说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说他是老混蛋,并命令他低头认罪。章不肯低头,只是默然不语。他们就上前按他的头,要他站好不许动,然后一窝蜂似地拥向客厅,到处翻箱倒柜,把大批珍贵古籍线装书扔在地上。甚至还钻进天花板里搜寻。
将近两个小时的批斗会结束后,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被女儿扶着走进卧室,他精疲力竭,躺在床上,说:“我累了,要歇一会儿。”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缓慢地从卧室出来到书房,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女儿章含之不知他要干什么,让他休息,明天再写。他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第二天早晨,信送出了,他在信中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家并斗争了他。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转批给总理落实办了。9月1日,收到主席的亲笔复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一天,总理指示301医院接受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而且拟定了一批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
三个月后,章士钊从301医院回家,因受到毛主席的保护,可以在家闭门读书写字,整理《柳文指要》的手稿,度过了一个清静的元旦和春节。
不料,社会上又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并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见此情形,章士钊甚感不安,他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要把中国毁掉。”因此,1967年3月初,他又给毛主席写信,劝他与刘少奇团结,不要打倒他,国家需要安定,切不可乱。
随后又给刘少奇写信,大意说他不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大局为计,建议少奇同志作检讨。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像章士钊这样敢说老实话,而他一生都是这样率真,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先考虑自己,也不会阿谀奉承。
1971年9月,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一百多万字的《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用文言文繁体字公开出版。其间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提出过意见供著者参考。据说,康生为审查此书,曾在宾馆住了两个月。可见当时对此书出版之慎重。《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非常高兴,积数十年之心血,不意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能出版,真是天之大幸也。
③ 客死他乡
《柳文指要》的出版,使章士钊倍感安慰,然而自从1970年奚夫人去世,年迈的章士钊开始感到越发的孤独,渐渐地萌生了去香港看望他的另一位夫人殷德贞女士的念头。可那时的香港,和大陆尚未通航,因为怕他身体吃不消,所以被章含之和周总理劝阻住了。
后来,毛主席听说了此事,认为应该圆了章老这个心愿,正好也可以在香港见一些台湾的老朋友。大陆与台湾恢复来往,章士钊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佳人选。因此1973年5月,受毛主席之托,章士钊在92岁时乘专机远赴香港,与国民党秘密接触。当专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时,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遗憾的是,由于气候不适,章士钊到港即病,卧床不起。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九十二岁,再也没能回到他安度晚年的四合院。
见证章含之与乔冠华十年风雨相依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史家胡同也正因她的著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而声名鹊起。
章含之的身世颇为传奇。她的生母解放前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货员,年轻时非常漂亮。因地位悬殊,与她的生父并未正式成婚。章含之出生后,她的生身父母对簿公堂,然而父亲却只愿支付抚养费而不愿负责任,母亲愤怒之下,欲将她送给黄包车夫抚养。最后,身为辩护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女婴。
1949年,章含之随养父母从上海迁居到北京。也是在这年的一次圣诞舞会上,年仅14岁的章含之认识了才华横溢的北大才子洪君彦。二人经过了8年的爱情长跑,于1957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60年,章含之和丈夫一同随父母搬进了史家胡同这座古老的四合院,不久章含之怀孕,1961年妞妞出生,让一家人都欣喜若狂。
然而在文革那样疯狂的年代里,人的感情也经受着艰难的考验。这对青梅竹马的夫妻,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二人感情破裂,最后于197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早在1971年,还在外语学院当老师的章含之,被毛主席点名调入了外交部,也因此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相识。22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阻止两人的相知相爱,在随后的艰难岁月里,谱写了一段爱情传奇。
当年,乔冠华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赫赫功臣。两人的相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章含之在书中曾经回忆道,那是1973年5月,国务院管理局对这座四合院进行大修。章含之暂时搬到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她和乔冠华正在恋爱,他们就在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丝毫没有阻碍感情上的完全融合。
然而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乔冠华更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
此后的一段时间,乔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章含之和乔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也转入了“半地下”状态。
那时还有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也住在史家胡同,51号院在西头,仲曦东家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于是每当乔冠华晚上来史家胡同51号,他就同仲曦东讲好,由仲曦东通知部值班室说乔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仲曦东打电话到章家,再由乔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仲曦东就只好要乔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住同一胡同,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
1973年12月,乔冠华与章含之终成眷属。开始时,曾想尊重习俗,章含之搬到史家胡同55号外交部为乔冠华装饰一新的新宅。周总理听说后,考虑到这样一来,就无人照料章士钊先生的故居,因此劝说乔冠华搬到了史家胡同51号。
由此,史家胡同51号也见证了两人风雨相伴的10年光阴。章含之在书中常常忆起:“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
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独自守着这座四合院,直到2008年1月26日,永远地离开。
洪晃:“腾房是刨了我的根儿” 洪晃从出生到12岁出国留学,一直生活在史家胡同51号院。章含之一直觉得,女儿“并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
然而当外交部一纸诉状将洪晃告上法庭,要求洪晃腾出老宅时,她心里很难受,“毕竟住了五十几年。所有的记忆都在里面。”
在洪晃的心中,史家胡同51号的四合院,就是她的家,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让她揪心。院里的海棠树,就是她生下来时章士钊先生种的,还有章含之在书里说到的梨树,甚至小时候摔了一跤的台阶,都会让她想起童年的时光。
然而洪晃也坦言,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房产证,所以史家胡同的房子肯定是要交出去的。
如今,虽然四合院的命运尘埃未定,但40多年以来,这座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它已经随着那段历史,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史家胡同53号 好园宾馆
好园宾馆成立于1984年,宾馆门楼上是邓颖超的题字“好园”,寓意“女子园”。53号院原先是和内务部街甲44号的院子连在一起的一座有100多间房子的大院子,院子的门牌号是内务部街甲44号。传说清朝末年,赛金花的丈夫洪钧曾住此院。
后来又有人说此院曾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外宅,其实李莲英在北京根本就没什么外宅,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据说爱国将领张自忠也曾在此居住。解放后,此宅由全国妇联接管,帅孟奇、邓颖超、康克清等领导同志都曾在此办公。
史家胡同59号 史可法祠堂旧址 现史家小学低年级部 清雍正二年(1724年),在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史家胡同59号)建起了“左翼宗学”,当时只招收八旗左翼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子弟入学。1905年改为“左翼八旗第五初等小学堂”,1910年改为“左翼八旗中学堂”,1912年又改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1939年第二中学校迁移至史家胡同北侧的内务部街,史家胡同59号又建了史家胡同小学,后改为史家小学低年级部。
史家胡同56号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宿舍 这里原是一处很讲究的三进大四合院,主院种了许多海棠树,大家管那里叫“海棠院儿”。1980年,剧院把史家胡同56号的排练厅和后花园拆除,盖了两栋新楼。
史家胡同32号院 傅作义旧宅 新中国解放初期,作为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将军一家,以及部分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曾经居住在史家胡同32号院内。在此之后,担任过林业部长的四川人刘文辉,也曾住过这里。
史家胡同47号 荣毅仁旧居 这个四合院是当年叶剑英元帅特地嘱咐王震给荣家安排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李井泉也曾在这里居住。1995年开始,荣毅仁从北太平庄部长楼搬出后,把家安在了这里,一直到2005年10月26日逝世。
史家胡同20号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这里是1952年北京人艺初建时的院部办公地,曹禺、李伯钊、焦菊隐、欧阳山尊等都曾在这个大院里办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等曾多次到大院排练厅观看排练,看望人艺的演员们。
史家胡同41号院,原解放军平津卫戍区纠察一大队驻地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当时担负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的解放军平津卫戍区纠察一大队的驻地,就设在史家胡同41号大院。
史家胡同8号 著名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于光远先生的家 于光远先生在这里住了将近四十年。此宅原是天津市长、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俞启威)住的地方。解放前,俞启威在北京从事过地下党的活动,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江青去会过。
建国后,黄敬担任天津市长。那时黄敬住了史家胡同8号三进四个院子。门向南开,不走史家胡同,而走东罗圈胡同。后来黄敬因病去世了,去世以前他担任一机部部长兼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他住的院子产权就属于一机部,其中有一进后来分配给黄敬的母亲和他后来的妻子范瑾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