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说事儿 “90后”蚁贪?别只拿年龄说事儿

9月20日,中国法院网发布消息称,江西上犹县“90后”干部邹某,担任乡政府扶贫专干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帮助农户申请补助为由,骗取22名贫困户的银行卡、存折及密码。通过虚报扶贫产业奖补项目,非法套取精准扶贫资金达53万余元。

案发后,邹某退缴赃款49.8万元。上犹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邹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邹某1994年出生,自2016年12月起开始窃取扶贫资金时年仅23岁。

近年来,90后干部贪腐案例并不罕见,时常见诸报端。今年8月,贵州铜仁市“90后”女干部,25岁的思南县社保局会计兼出纳张艺,涉嫌贪污被提起公诉,被指刷新了铜仁市职务犯罪的年龄纪录,在自媒体平台引起了轩然大波。

按理说,这些案件本是正常报道,称不上特别轰动的新闻,却一度引发舆论热议。关键就在于,“90后”明媚亮丽的青春底色和贪污腐败的晦涩阴暗重合,年轻干部的身份和落马官员的题材结合,形成了强烈反差,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神经,让人感到震惊和惋惜。

年轻的贪官落马,受到党纪国法严惩。其实,将这些“90后”年轻干部称为“贪官”,稍微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他们刚参加工作不久,尚未走上领导岗位,只是级别较低的基层公职人员,不符合大众对“官”的定义,充其量不过一名“小吏”。但正是这样的“小吏”,变成了“蚁贪”“蝇贪”,不禁令人瞠目结舌,留下很多思考和警示。

“90后”干部年轻、学历高、能力强,是干部队伍的新生力量,是未来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有的分明被寄予厚望,前途无量,却走上违纪违法、贪污犯罪的道路,换来身败名裂的结局。究其原因,在于个人,在于内因,在于理想信念淡化、宗旨意识淡漠、法律意识淡薄。

个别“90后”干部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急功近利、患得患失,经受不住权力的考验、金钱的诱惑,最终行差踏错,坠入深渊。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吗?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除了个人规则意识缺乏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制度执行缺位、教育监管缺失也是重要原因。

以张艺为例,《会计法》明文规定,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正是因为会计兼出纳,管账又管钱,极易滋生贪污腐败。明知存在风险,张艺所在单位的领导樊文武仍在出纳徐鸣凤休产假期间,将出纳工作交给她。虽是出于信任压担子,但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何况随担子一同压下的,还有诱惑。

责任在于张艺自身毫无疑问,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法治思维不足,教育监管不足,才给张艺制造了可乘之机,不但没有拦住她,反而让她窥探到了贪污的路径。严管即是厚爱,如果用人单位能够落实监管制度,及时提醒,定期审查,那么有些干部也不至于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年龄只是表象,并非原因,别只拿年龄说事儿。内因主要是干部放松了思想改造,放松了纪律要求,外因主要是由于教育培训缺失,监督管理缺位。并非是“90后”干部容易贪污腐败,或者59岁临退休的干部容易贪污腐败。毕竟思想滑坡不分年龄大小,犯错误也不分资历先后。有人一开始参加工作就贪,也有人临退休才开始贪,只要监管不力,干部心存侥幸,就容易给贪污腐败的滋生提供生存空间。

其次,我们应当认识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吏,治吏务必从严。腐败已经出现了“年轻化”的新趋势,任何年龄、任何职务、任何岗位都有可能出现腐败现象。在反贪腐工作中必须坚持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对腐败零容忍。

党员、干部只要违反党纪国法,不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都要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不能因为是“90后”年轻干部就网开一面,应当严惩的必须严惩。对于年轻干部贪腐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却不能敌视,适当宽容却不应纵容,感到惋惜却不必痛惜。

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90后”的主流仍然是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除了最年轻的“贪官”,更多的是最年轻的CEO、最年轻的教授、最年轻的院长等等,他们取得了许多令前人称道的非凡成绩,要公平公正地看待这个群体,切勿让刻板印象占据上风,加剧对“90后”的再次标签化。

没有必要为了博眼球、争流量,动不动就扣上“90后”的帽子,贴上“90后”的标签大肆渲染,有一棒子打死。而绝大多数“90后”年轻干部同样也是积极向上,富有理想与朝气的。

贪腐的毕竟是极少数,在反贪反腐大业上,越来越多的“90后”新生力量正在加入。只要加强教育培训,加强监督管理,不断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刚性约束。那么,对于反腐败工程,我们就有充分的信心乐观,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反腐斗争必将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