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建筑 迟子建:伪满洲国那段历史刺痛了我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35 岁那年,迟子建开始写作有生以来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70 万字的《伪满洲国》。

小说首发在南京的《钟山》杂志,作家社和人民文学社曾先后出版,2018 年又由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有了这次采访的由来。

△著名作家迟子建 视觉中国 供图

迟子建拒绝了面访和电话采访的要求,这位成名已久、获得过茅奖和三次鲁奖的东北作家偏爱笔谈。记者不得不用邮件提问,这同时意味着交出了报道的主动权。好在数日后得到的回答翔实恳切,对于其中不便回复的问题,她又打来电话进行了解释。

她坦言,比起她的另外几部长篇,《伪满洲国》受到的关注和评论不算多。首先 70 万字的体量就让人望而生畏。但对于迟子建来说,这部长篇难以忘怀,不仅因为这是她婚姻的纪念,也是她文学青春的最好纪念。

说起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不过当时想法并不成熟。那时,她的同学莫言、刘震云、洪峰等人已是著名作家,而她尚未有足够分量的代表作。

1990 年底,迟子建去日本文化交流,一位白发老人问她," 你从满洲国来?" 她觉得刺耳,又觉得受到了侮辱," 他显然把这片土地当做了他的故土。"

回到哈尔滨,她准备《伪满洲国》的写作。这次写作,与她既往凭借经验去创作的方式不同,她耗费大量精力收集伪满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民俗和生活细节方面的笔记,以求能真实还原当年的味道。

但她筹备了 7 年,一直没有动笔," 我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很担心写作会损伤健康。" 直到 1998 年,35 岁的迟子建与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结婚,婚姻带来的幸福和稳定,让她有信心开始写作《伪满洲国》。

以编年体形式呈现那段历史,是她消化素材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认识。" 因为这十四年的历史可叙述的东西太多了,我用编年体的方式,可以删繁就简。" 她至今认为这本书是她 30 年写作生涯遭遇的最大挑战。" 我选择了婚后的幸福时光营造它,因为那是心情和体力最好的时期,可挑重担。"

两年以后,当迟子建创作完毕拿到样书时,送给了丈夫,她在扉页对丈夫写下:把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

2002 年,迟子建的丈夫黄世君因车祸意外去世。如今,迟子建送给丈夫的《伪满洲国》依然摆在两人故乡的书架上。" 如果是在故乡,我会从卧室的书架上,取下我送他的这部长篇,轻轻翻动书页,希冀与他留下的指纹重逢。"

2010 年,迟子建当选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这个身份的好处是," 可以为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同类,做些有益于他们文学发展的事情 ",不过因为要做一些事务性工作,也牵扯精力。做了 8 年作协主席,现在她基本适应了工作和写作的节奏,两部长篇《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

现在,迟子建依然不用微信,手机只收发短信和接打电话。她并不担心这会影响一位作家对时代的把握," 作家了解时代,更多地应该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而不是资讯。"

【对话】

有如在漫漫长冬,一次持续的文学燃烧

读品:写作这部小说,缘于一位在伪满生活过的日本老人的询问,在你看来,这些在东北生活过的日本人,对于东北怀有一种怎样的情绪?

迟子建:其实想对这段历史做文学书写,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鲁迅文学院求学时就萌生了。但那时无论是资料准备还是写作储备,都很难实现这个愿望。而写作火苗的燃起,是 1990 年底,冬天的时候,我参加中日友好青年的交流活动,到日本访问。

有天在东京,晚宴结束后,一个两鬓苍苍的老者朝我走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三十年代在东北的一家日本通讯社做过记者,他问我;" 你从满洲国来?",就是这句话,刺痛了我,击中了我,他显然把这片土地当做了他的故土。

我归国后开始了资料的准备。从筹备到写作出版,历经十年。当年这期间我也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但毫无疑问,这十年的文本中,我个人最为看重的就是《伪满洲国》,创作这部长篇,有如在漫漫长冬,一次持续的文学燃烧。

读品:有不少日本人抗战胜利后没有回日本,而是留在了东北,你跟他们有过接触吗?

迟子建:选择留下的,多种多样。但从资料来看,因为婚姻的缔结留下的居多。有的是抗战胜利之时,仓促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有的是因为喜欢中国,早就娶了中国人做老婆的日本人。当然,这里还有战争遗孤,寄养在中国人家庭。

读品:日本翻译出版过这部小说,它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哪些评论或反响?

迟子建:日本翻译出版这部长篇,是在 2003 年,由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书名是《满洲国物语》,译者是《邓小平传》的作者孙秀萍女士。书籍出版后,她来哈尔滨,我接待过她。她是记者出身,主业并不是文学,可能在翻译上会遇到一些障碍吧。

在翻译之前,我跟出版社和译者都强调,不能删改,他们也尊重了我的想法。十几年过后,日本又翻译出版了我的另外两部作品和一些中短篇,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而《满洲国物语》没再加印,我想影响有限吧。去年韩国一家出版社已经买了《伪满洲国》的版权,目前在翻译中。看来亚洲国家对书中涉及的这段历史和人物遭遇,比较感兴趣。

读品:书中的溥仪也是作为小人物来写,他的传记《我的前半生》你看过吗?里面有没有一些细节触动了你并运用到小说中的?

迟子建:我将能找到的关于溥仪的资料,大都看了。《我的前半生》当然看过,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我不能完全认同它是溥仪心灵的证词。我从一些他的随侍的回忆录中,了解了更为真实和人性化的溥仪,这对我塑造他帮助更大。

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洁癖,无论是在宫中还是外出,随侍都要备好酒精棉盒,所以我写到苍蝇落到溥仪心爱的留声机上,他会立刻唤随侍用酒精棉擦拭留声机,他外出 " 巡幸 ",觉得四处是灰尘,也要用酒精棉擦拭手。也许他深陷肮脏之中,所以才有这种对洁净近乎强迫的癖好。这类细节就是小说所需要的。

读品:历史赋予小说以广度和深度,却并非谁都能驾驭。您写作这部历史小说,无意去还原那段历史,但同时又要保持历史的真实,如何做到这一点?

迟子建:这个问题很好,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小说赋予历史以别样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对历史的开掘,每种艺术所呈现的风貌都不同。即便都是文学的方式,切入的角度、钩沉的往事,也都不同。历史的真实在我的《伪满洲国》,当然有呈现,而我采取的方法,就是把事件放到生活之流中,去捕捉它的波澜。

读品:小说采用编年体的叙事方式,伪满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抚顺平顶山惨案、日本拓荒团、清乡并屯、关东军细菌战 731部队、抓劳工建要塞、东北抗联等等,也都被嵌入到了小说当中,成为了小说背景的一部分。您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查阅了大量资料,有没有采访一些亲历者、见证者?

迟子建:小说发生的主要场景,集中在当时的新京、奉天和哈尔滨,当然它还辐射到你说的抗联队伍踪迹以及日本开拓团等。这些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场景,我大都去过。我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消化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艰难过程。

因为它们是这部小说不可或缺的土壤,但不是种子。种子还是艺术之光,也就是这部小说的核。以编年体形式呈现那段历史,是我消化素材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认识。因为这十四年的历史可叙述的东西太多了,我用编年体的方式,可以删繁就简。而对那个年代的复原,很多得益于当年老一辈亲人所讲的故事,比如我小的时候,爷爷讲过,日本人侵入东北时,有一天我奶奶在院子洗衣裳,日本人投下一颗炸弹,奶奶被吓破了胆,不久便离世了。

读品:小说写到 1945年为止,但这段历史的影响远未结束,您觉得这段殖民历史给东北以及这个地方人民带来了什么?

迟子建:我在《伪满洲国》中写到一对双胞胎兄弟杨昭和杨路,他们各持一面铜镜的半块,他们的爷爷希望这两兄弟不要离散,这面铜镜能够圆满。但事实是,他们一个参加了抗日队伍,因为叛徒出卖牺牲了,一个出家为僧,被胡匪饕餮了。这两面铜镜在结尾时重逢了,但持有者却不是两兄弟了。战争带给人民的,就像那两块离散又相聚的铜镜,无论怎样,都有一道看见或看不见的裂缝,透视着岁月曾有的阴霾和凄风苦雨。

读品:写作数十年,您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您个人心中,这部作品处于怎样的位置?

迟子建:迄今为止,我发表了七部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是我长篇中字数最长的,有七十万字。在我心目中,这部作品是处于我长篇前列位置的。我筹备这部作品时还不到三十岁,写它的那年三十四岁,能够耗时两年,在三十五岁完成这部作品,对我的文学青春来讲,是珍贵的纪念。

当然,这部作品也有遗憾之处。但我交与译林出版社时,在重读的过程中,依然觉得,即便时隔二十年后我重写这个题材,未必有当年做得更好。它的浑厚和朴素,以及编年体的结构,我依然满意。如果现在处理这个题材,可能在人性层面的复杂性上,会把握得更好一些。

读品:有何新的创作计划?

迟子建:写作是我持之以恒的爱,而爱的表达也需要机缘。所以当作品没有面世之前,所有的计划还都是计划。何时进入下一部作品,要等到这种爱汹涌澎湃的时刻,因为自然流淌出来的 " 爱 ",才不会令自己和读者失望。

迟子建

1964 年生于漠河。1983 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九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

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 " 悬念句子文学奖 " 等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泰文、荷兰文、瑞典文等海外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