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被封为 洪仁玕为岭南文化 披上近代时装
廓清历史的雾罩,需要一定的审美距离与时空间隔,否则很难对信史进行理性的抽象与逻辑的提炼,这不仅仅是对历史旧账进行温和的清算,也是为了校正歪斜了的时代墨线。
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依傍他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曾试图矫正近代历史对洪秀全的“百年错爱”和“过度审美”,这位具有跨领域思维和多维度视角的学者认为,洪秀全主张学习西方宗教,借鉴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因此太平天国早期的政治理想与历史的前进方向就出现了南辕北辙的逆时针趋势,最后就难免碰到天花板,或者触礁搁浅而抛锚。
洪仁玕在近代历史上的曝光率虽然远不及洪秀全,但是他学习西方的方法与结果却让洪秀全黯然失色,这位晚清名人榜上的常客也是从宗教角度切入西方文化,但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思想与西方制度文化的全方位对接与无缝隙铆合,如果说洪秀全为太平天国革命披上了基督教的神秘外衣,抹上了红与黑的双色口红,那么洪仁玕则在太平天国后期为这个农民政权,设计了一件贴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标签的近代时装,同样是西方学习,洪仁玕却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虽然太平天国缺乏展示这件“时装”的绚烂舞台,但却为它的生死对手曾国藩领衔掀起的洋务运动提供了间接的施工图。
为了建设一个“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堪与“番人并雄”的新世界,正值36岁本命年的洪仁玕于1859年春天,历尽艰险来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为了“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旋即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三百六十度展示了太平天国崭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愿景,其中虽有懵懂之词与陈腐之语,但瑕不掩瑜,其炫目的近代化光辉和蕴涵的思想核能都异常耀眼,咄咄逼人。
洪仁玕在政治上主张广开言路,上下情通,设立省级新闻官制度,接受社会舆论监督,通过投票“公举”官员,以法治国,实行民主政治;其经济蓝图是效法欧美,兴办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事业,提倡科技创新,奖励能工巧匠,鼓励科技发明产品化和市场化,推动互利互惠的中外自由贸易;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倡导兴办现代学校,建立西式医院和慈善机构等等,可谓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可以断定的是,面对光怪陆离的“西洋镜”图谱,文化视野与思想视角都极为偏窄的农民革命家洪秀全并没有真正领悟与及时消化,他之所以立即“旨准颁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姿态和官场作秀,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近代化蓝图的无限憧憬,或者说《资政新篇》在实行文化专制的太平天国能够成为一本公开发行的合法出版物,恰恰证明了洪秀全对外部世界的全然无知,这一观点也吻合了著名文史学者潘旭澜在《太平杂说》中的说法:“洪仁玕1859年提出的《资政新篇》,有较多方面的设想,是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并被倚重才出现的,在太平军中全无思想基础,更无实施可能,握有大权的诸王连看都不看,不过是一纸空文”。
事实上,农民革命起义的领袖们的确无法鉴赏这件贴有资本主义商标的华丽时装。
加上当时太平天国四面楚歌,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国库空虚,囊中羞涩,连前方粮饷都无法供给,完全不具备实施这一宏伟蓝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岭南人杰洪仁玕的政治理想只是为太平天国堂皇的革命大厅增添了一盏时尚明灯,这束来自西方世界的人文光芒,虽然极为炫目,却因为没有“阴影”和“盲点”,最终只能变幻为一道瞬间的蓬莱风景和一份未来的国家遗产。
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已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正如代表西方历史学家主流观点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价洪仁玕思想价值时所表述的:“他除神学以外,还探讨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太平军人物中受教育最广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实际上,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洪仁玕是“近代中国开始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
因为洪仁玕对近代启蒙思想的大胆传承与全面创新,也就为岭南文化锻冶铸造了一枚金灿灿的勋章,这是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对南粤精英的隆重加冕与破格册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