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帝治国 西汉为何自汉元帝而衰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两帝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他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其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如此“柔仁好儒”之人,为何自他起西汉会渐趋衰落呢?究其原因有三:
一、纯任德教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
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婪,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日:“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两,府第一所。
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xBBY,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持,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
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