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在资政新篇 洪仁玕实为忠君文人 《资政新篇》是篇“内参”
1822年,洪仁玕生于广东花县,为洪秀全族弟,幼年接受儒学教育,他自称“每得有忠贞节义之句,便念念不忘。”忠君观念贯穿其一生。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洪仁玕正寓居香港,他自称“不避艰险”回到天京,是为报答“圣主”洪秀全的知遇之恩。尽管太平天国曾排斥儒家思想理念,但这并不妨碍洪仁玕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他曾告诫读书人要从儒学汲取营养:“读书士子,不思学尧舜之孝悌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而徒以牲醴敬孔孟,以院字祀诸贤。或拜文昌妖、魁星妖,以为功名可必显达。此是士人痴心妄想,功名念切。”①
洪仁玕在被洪秀全封为干王后,更加以“忠君”为纲,他宣扬“主正臣乃直,君明臣自良,伊周堪作式,秉正辅朝纲。”②洪仁玕被捕后,在自述和供词中不止一次提到要尽为臣的本分,他在回答席宝田时说,“吾今直认为天朝王爵大臣,止知为臣本分,不知他人如何自处也。”意思是自己作为太平天国的王爷,只知道做臣子的本分,因此他要求席宝田“即解我到北京,或杀我以全臣节”。③
洪仁玕抱着忠君的理念,表示要效法文天祥,“今亦只法文丞相而已,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非吾所敢多述也。”④
洪仁玕反叛清朝,但忠于洪秀全这个“君”,他的思想内核是“春秋大义别华夷”,没有脱离旧式文人的框架。
依据洪仁玕自述,写《资政新篇》“非图爵禄之荣,实欲备陈方策,以广圣闻,以报圣主知遇之恩也。”意思是说写这篇文章是供洪秀全参考,以增加其阅历和知识。
洪仁玕写《资政新篇》,借此劝太平天国领导人勿争权夺利,应“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以顶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也(太平天国统一中国,保持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⑤
《资政新篇》开篇即提出,周、商两朝立国长久,而太平天国却“观今世之江山,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不能不令人心忧,因此洪仁玕在政治上主张“强干弱枝”,经济上主张学习西方经济形式,以此加强洪秀全的权威,稳固太平天国的统治。
在洪仁玕的观念中,《资政新篇》只是作为“内参”献给洪秀全的,并不具有治国纲领的作用。1860年,即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的第二年,他在编纂《天朝则例》之时,即强调仍要实行《天朝田亩制度》,这从另一侧面证明,《资政新篇》并非其立国的纲领,不过是以资洪秀全“圣治”的参考而已。⑥
洪仁玕写《资政新篇》的目的是“以资圣鉴”,他从未打算将其作为施政纲领,据见过洪仁玕的英国人富礼赐描述,洪仁玕是“苟且偷安的,好发议论而不实行的”,《资政新篇》其实无法被付诸实施。
教科书中称《资政新篇》是“先进的中国人首次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这是言过其实的。尽管《资政新篇》介绍了一些欧美国家的先进制度,但洪仁玕并未表明自己个人的价值观,也没有要求洪秀全试行。洪仁玕所提的设立新闻馆等举措,看似新颖,实质不过是清政府督察院和监察御史的翻版,目的同样是“以资圣鉴”。⑦
《资政新篇》提出借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为我所用,其实没有逃出“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框架,与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很难发挥作用。
太平天国晚期,政令不出天京,洪仁玕无功封王,更无威信可言。洪仁玕曾无奈地向富礼赐表示“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权威。”⑧洪仁玕这番表述在《李秀成自述》中也可找到印证,李秀成称洪仁玕受封“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封过后,未见一谋”。
洪仁玕本人并非实干家,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疏懒”,“自尊自大心毁灭了一切由他的经验而得之知识”⑨,他无法将理念付诸实施,加之与洪秀全在宗教理念上的分歧(对传教士的推崇),使他逐渐被冷落,更无可能去推行《资政新篇》,而他本人也无推行的意愿。
实际上,《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影响甚微,只能算写给洪秀全的“内参”。
注释:
①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71页
②《幼学诗》,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第60页
③王庆成辑校《洪仁玕自述(一)在席宝田军营(1)——问供》
④王庆成辑校《洪仁玕亲书“自述”》
⑤参见洪仁玕著《资政新篇》
⑥⑦王开玺:《中西文化的扭结、冲突与疏离:〈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5月第3期
⑧富礼赐《天京游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9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⑨富礼赐《天京游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9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