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是马未都的奶奶? 黄慕兰潜伏上海 曾救周恩来一命
上世纪30年代,以职业妇女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杨登瀛偷梁换柱
关向应被捕时,明明被抄走了一大箱文件,法官怎么说“没查出什么证据”呢?原来,中统特务在上海的头头、国共“双料间谍”杨登瀛已经先于黄慕兰行动了。
发现敌人并不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关向应便化名李世珍,说自己不过是路过酱油店,向店员打听亲友住处的路人。敌人问不出名堂,就把他关押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
对于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那一大箱文件,英国人很感兴趣,但文件那么多,他们的中文水平又低,实在感到难以下手。国民党宪兵也嗅到了风声,想把这批文件弄走。幸亏双方素有矛盾,英国巡捕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他们。
这些情况汇报到周恩来处,周恩来说:“营救就先从这批文件入手。一方面,需要设法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才能避免泄露党的重要机密,使党少受损失;另一方面,只要能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使敌人无法判断关向应的身份,就更容易把他营救出来。”
陈赓找到杨登瀛,要他到英国巡捕房去想想办法。这个杨登瀛,原名叫鲍君甫,是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他表面上是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私底下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听从周恩来调遣。1930年秋,为了营救任弼时,他不惜一掷千金,交结了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
此刻的兰普逊,正为这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刚好赶上杨登瀛登门,就央求说:“你来帮我鉴别一下吧!”杨登瀛不动声色地推说自己太忙,同时表示可以另想办法。
陈赓派了他的助手、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前去“鉴别”。周恩来交代说:“要把所有手抄、复写的文件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
于是,刘鼎由杨登瀛陪同,作为中统的“政治专家”介绍给了兰普逊。刘鼎一边用英文聊天,一边把重要的手抄、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临走时手里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兰普逊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
后来,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从他家里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兰普逊见关向应不是要犯,就把他交给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党中央各机关得以迅速撤离。
陈赓撤离前找到杨登瀛说:“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杨登瀛也动了情:“不管今后我是否能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就在这天下午,杨登瀛被捕了,他被关在狱中半年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出狱以后,国民党安排他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据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念出了一串地下工作者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这是后话。
向忠发叛变
龙华,有始建于三国年间的龙华寺和龙华塔,也有驰名的桃花,当年却是杀害革命志士的刑场。关向应被关进来前的两个月,就有林育南等24名烈士在此牺牲,顾顺章叛变后,又有更多的同志被关到了龙华监狱。周恩来唯恐“夜长梦多”,要黄慕兰加紧营救。
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吃饭看电影。他们刚落座,陈志皋的同学、在巡捕房任翻译室主任的曹炳生便走了进来。陈志皋有意打听营救关向应的消息,就连忙让座,向曹介绍说:“这位是黄小姐。”又问:“巡捕房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也许是为了在美丽的小姐面前显示自己的消息灵通,曹炳生落座后悄悄告诉陈志皋:“法国巡捕房捉到一名共产党头头,悬赏金可大呢!十万银元。此人五六十岁,是湖北人,满口都是金牙,九个指头。谁想到这个家伙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子就吃不消了,什么都说出来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搅拌着咖啡,看似并不关心,心却怦怦乱跳起来。曹炳生走后,她皱着眉头,敲打着脑袋,说头疼病又犯了。陈志皋一看电影看不成了,主动把黄送回家。
为了假戏真做,路过药店时,黄慕兰还特地给自己买了点阿司匹林。
回到寓所,黄慕兰立即打电话给潘汉年,叫他来一趟。“五六十岁,湖北人,满口金牙,九个指头”,两人根据描述一分析,不由心惊肉跳,这个叛变的人肯定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没错。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被共产国际操纵的大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被王明架空,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
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神经紧张,而且搞得党内对此议论纷纷。对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堕落”了。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为了保证向忠发的安全,决定把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出发的日子就定在6月21日,他怎么会在6月22日被捕呢?原来,6月21日下午,向忠发违背组织规定,趁周恩来外出之机,偷偷溜出去私会情人,并在旅馆内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向忠发走出旅馆,到原来他经常要出租车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要车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当场抓获。
当时,向忠发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周恩来住处的钥匙,向忠发也有一把。潘汉年判断:“今晚估计有行动,不能不防。”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领导人得到情报后,迅速转移到了一家饭店。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人们一听“嘀嗒、嘀嗒”的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出来买馄饨当夜宵吃。 康生派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周恩来、李富春住所附近观察。
果然,夜里1时许,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领着巡捕房的捕快直接用钥匙开了周恩来的家门,闯了进去。很明显,这个带巡捕抓人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不会是别人。
他一看周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其他领导人也转移了,于是直接扑向附近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遗憾的是,当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来不及一一通知,印刷所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
周恩来布下棋子
关向应被捕,向忠发是知道的,还参与了周恩来主持的营救关向应的紧急会议,这给营救关向应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发现向忠发叛变的次日,康生和潘汉年把黄慕兰带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紧紧握着黄慕兰的手说:“慕兰,你真行呀!由于你的及时汇报,免除了一场大祸。”接着,周恩来询问了营救关向应的进展,他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你托陈去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行吗?只有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什么,才有对付的办法。”
“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心思细密的黄慕兰说,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
周恩来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还是你想得周到。”
送别的时候,周恩来又再次褒奖说:“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过了几天,黄慕兰借着与陈志皋闲聊,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哎!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说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
陈志皋一心追求黄慕兰,果然打听到了情况,他告诉黄慕兰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抓他的人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蒋介石立即回电:就地正法。审讯的人接着给蒋介石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已经投诚。还没等蒋介石回应第二封电报,那收到第一封电报的人为了争功,就把他枪决了,比蒋介石枪下留人的电报快了一天。”
黄慕兰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知道的机密实在太多,敌人争功,反而给营救关向应堵住了大缺口。
不过,据杨尚昆回忆,向忠发带领敌人到各处抓人大多都扑了空,又领着特务到各监狱去认人。“所幸的是,他过去一直高高在上,并不认识关在狱中的同志,所以还是毫无结果。例如,就没有认出关在狱中的关向应同志。”
对这一点,周恩来事先已有准备。他怕向忠发和顾顺章认出关向应,叫人用隐语写信将向、顾叛变的事告知关向应,由共产党人李求实的夫人秦毅君以探监的名义传送给他。关向应收信后,故意在狱中表现出浑浑噩噩,悲观绝望的样子,看书也只看古书和旧体诗。
虽然营救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眼看半年就要过去了,关向应仍未出狱。原来,那位姓赵的法官当着陈其寿的面哼哼哈哈,满口答应,事后却一再拖延不办。陈其寿再次将赵法官找来询问,才知道是一位掌握实权的书记官从中作梗,说同案犯口供有出入,需要核对。
陈老太爷问明了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的嗜好,就叫人用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烟土。书记官收了礼,就把两份口供改成了一样的,关向应自然很快就被陈志皋保释出来。
出狱后,关向应听说了营救中的种种艰辛,握着黄慕兰的手说:“谢谢你,谢谢土豹子,谢谢恩来。”长征中,关向应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政委,到陕北后又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关向应因病逝世,年仅44岁。病中,他听说黄慕兰仍在白区工作,就对组织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要善待她。”
被岁月磨平的历史褶皱
营救关向应、保护了周恩来,黄慕兰的“奇功”已建,但与贺昌的团聚的计划却杳如黄鹤。随着形势恶化,党中央、潘汉年等都撤出上海,她不能再与周恩来、康生和潘汉年等人见面交流工作,只能与“组织来人”保持单线联系。
由于总是有新的人需要营救,而与陈家的交情就是她的工作阵地,黄慕兰虽然两次拒绝陈志皋的求婚,但与陈志皋的关系却始终难以了断。1935年,29岁的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黄慕兰对此一无所知。同年,党组织表示,希望她能够接受陈志皋,打开工作新局面。
黄慕兰与陈志皋约法三章:一是继续支持黄的工作;二是互不干涉个人行动;三是准许共产党胜利之后,让黄与在宛家生的孩子相认。随后,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在这次标准的上流社会婚礼中,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是证婚人、介绍人。出于父亲希望女儿历尽磨难之后能“安定”、“福慧双修”的遗愿,慕兰再次改名为黄定慧。
多年以后,人们对她的第三次婚姻仍众说纷纭:敌人说这是“共产党人的美人计”,党内有人说黄慕兰“贪图享受去做阔太太了”。黄慕兰对此倒是心怀坦荡,无怨无悔,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访问中,她说:“我这是为了革命牺牲了我自己。”
从1935年到1949年,黄慕兰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舞台,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文化圈,上海的顶尖人士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在作家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中,也能隐约看到她的影子。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提到,“大革命时代十分活跃的黄慕兰此时已经改名黄定慧,她的丈夫是《每日译报》的负责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提到了这个筹借款项的故事。
虽然与丈夫陈志皋生了四个孩子,但黄慕兰却一直不能坦白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与贺昌的婚姻,其内心的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些痛苦使她一直非常渴望脱离一切荣华富贵,到延安去。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在孤岛,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
孤岛时期,黄慕兰的工作事无巨细,甚至包括遵照毛泽东亲笔写的购书单,购买《孙子兵法》等线装书运到延安。她还按照上级刘少文的指示,成为民主进步人士抗日沙龙“星期二聚餐会”的召集人。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阔别11年的周恩来夫妇。当时,她备受流言困扰,又担心与东江游击队的关系暴露,因此再次提出离开陈家到延安去。周恩来劝她和陈志皋一起,掌握中央赈济会这个重要据点。然而正如黄慕兰所预感的那样,不久之后,她就和陈志皋同时被军统秘密逮捕了。
黄慕兰在给军统的抗辩状中写道:“我如反共,他年(与宛希俨)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呢?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裨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这封抗辩状从狱中传出,争取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她被轻判两年,出狱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家又热闹起来,她成了沪上文艺界“民主沙龙”的女主人。不过,由他们夫妇一手创办的通易银行却被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停业,继而破产。
1949年,黄慕兰等来了新中国成立,却迟迟未被安排工作。已经是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以未参加组织活动为由,拒绝承认她的党组织关系。台湾尚未收回,黄慕兰做过的很多事情也不便公开,刘少文推荐黄慕兰夫妇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提议,最终没能通过。
由于在新中国找不到位置,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黄慕兰则坚持带着四个孩子,等待着新中国给她一个定论。“我天真地以为十年后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候台湾也解放了。”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诀。
1955年,又一波打击接踵而来。黄慕兰受到“潘杨案”(潘汉年、杨帆的“特务”冤案)牵连而入狱,之后是17年监禁和8年上诉,直到1980年,她才在邓颖超直接关怀下,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此时已是73岁高龄。1991年,她最终被承认党龄。
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黄慕兰从秦城监狱出来就拿起了笔。她总共写了六个版本的传记,其中最长的自传是为党组织写的,至今仍遵守纪律不公开。
最终出版的个人传记,在黄慕兰将近百岁的时候得以面世。在书中,她没有抱怨和责备,反而把滴水之恩也写得清清楚楚。那些悲伤往事,只字未提。
“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做出判决。”在105岁寿辰之际,黄慕兰说,她已经无欲无求。
黄慕兰常说“家和万事兴”,这个“家”是指小家,也是大家,更是指国家。如今最大的快乐就是扳着手指算“今年家里有多少好事”,而这些“好事”,大多是儿孙们的成功或晚辈的点滴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