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完整剧情介绍 《闯入者》的现实主义分析
王小帅第12部作品《闯入者》入围第39届多伦多电影节和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其依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念推出肉体之外的“潜意识”,试图用心理现实主义的方式,摆正现实与梦境的差距,以此展开心灵救赎。《闯入者》较好的把迷茫文青气、“老三线”生活和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以冷峻的姿态从人物内心出发,运用戏剧化手法,探析虚实幻灭的“闯入者”。
一、戏剧情境铺陈——“空间”韵味
影视艺术除去镜头语言的表达,核心部分需戏剧性叙事来搭建传奇故事,所有故事脉络都应围绕戏剧情境来铺设。“戏剧情境是促进戏剧性冲突爆发、发展的契机,是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条件。”[1]同时,戏剧情境“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特定情况、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
”[2]导演采用小景别的交代方式,外加空间范围的局限(即老邓一家所在生活社区、学校、养老院、公车),以凸显主人公狭隘、阴郁生活的日复一日。同时,老旧的居民区和现代化居民楼、公交车和现代轿车、家庭和养老院、北京和老三线,形成四组完全对立的空间环境,试图对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展开探讨,进而推出时代更迭的后遗症,如此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大社会背景对人心的导向。
纵观影片中的环境,渗透着萨特禁闭剧的影子。
当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只有喘息声从无人应答,进而促使老邓一家处于被动的猜测状态,随影视时空流转,接电话者张军和邓美娟的往昔罪过都通过对话呈现在观者面前。大军接后,推测是因工地纠葛,想到自己没给工人钱的事件。
而老邓开始疑神疑鬼的推测是自己死去的老头子,终感知是一份关于老赵多年前罪责的讨债,老太太强悍的内心在无人作答的电话前坍塌,对老赵一家的忏悔成为影片呈现的重要情节。
可以说此类外在情况和环境的铺设,对影片情节的搭建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戏剧情境书写中还有更值得推敲的环节,即故事的人物关系设定,这也是故事讲述的基石。回看具有王小帅标签的影片不难发现,人物关系谱呈现去复杂化,《闯入者》也延续简单人物关系原则。
围绕居住在北京的一位年过六旬丧偶老太(文革时期的“施暴者”)讲述,观者看到老邓以忙碌的状态掩饰过往的不堪,却难掩心魔的不停拷问,同时在老邓的现实生活中言行举止透着特殊时代寄予的强权纠察之使命感,这种盲目监督的责任感成为剧中所有矛盾的症结所在。
其次,老邓两个儿子的定位选择依旧延续“小人物”的命题特质:大军忠厚沉稳,事业家庭均走在小康道路,是婆媳之间的润滑剂,扮演着时代的附庸且一切行动都在中规中矩中;小兵性格叛逆,以做网店为生的同性恋者,也是老邓强统治最无能为力的失败案例,其身上散发着现代社会与“红色”年代的观念对垒。
除此之外,影片还塑造了处在暗处的角色——红帽少年(老赵的孙子),给予少之又少的对白来增加神秘气息。
同时创作者巧妙地赋予他“红帽”形象,来引出红色时代尘封多年的往事谜底。仅几组人物设定,影片的故事即能表达出创作者对其内涵的推敲,这应该归因于小帅导演多年创作经验的把控。
影片《闯入者》依靠戏剧情境的铺设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谱,为观者搭建起通往剧情深处的时空桥梁,进而不断探索事件蔓延过程中迸发的“空间”韵味。跟随人物关系的交错牵制,使老邓心理感知也越发清晰,成为引导剧情悬念的关键所在,也促使戏剧性越发丰满。
二、戏剧悬念预设——“红帽”危机
剧作者根据人物关系及戏剧背景制造出观者期待的情节变化,带来人物命运的难以捉摸,在此基础上依据冲突的展开,在悬念到来时为某一社会问题发声,使观者跟随悬念的起伏变化感受这一社会问题的好与坏、善与恶、情与理。
电影《闯入者》里的悬念设置在影片开始就与主题契合度极高,随情节发展精彩碰撞不断升级。于影片前端:1.多次电话铃声的响起,接起后无人应答,最终传来“嘟嘟……”的挂机声。几组镜头后观者开始注意到这个并非偶然的叙事导引,到底电话那头是什么人,又有怎样的起因。
2.邓老太一家相聚老大张军家吃团圆饭时,剧情安排神秘人第一次出现,王璐闻门铃声开门见一大堆垃圾涌入,暗处行为冲突升级至正面,当张军和张兵楼梯、电梯双重堵截时,与张兵同电梯而下的红帽少年开始隐隐显现出不安定因子,同时少年的鸭舌帽遮住面部也为剧情悬念的铺设贡献了一些主观价值。
3.进而又通过一组夜间向老妇家扔砖头的镜头,开始从事件发起者邓老太的主观视角看到带红色帽子的陌生少年。
《闯入者》通过画面静态表达,一遍遍神秘电话、垃圾堵门、扔砖头事件的敲击,营造出神秘且不安的特殊情况和环境,为影片扣上悬疑的基调,一股如涓涓细流涌入的“闯入者”形象在电影开端即显现悬念契题效果。
同时,邓老太与少年造就虚实模糊的意识跌宕。1.邓美娟留少年住在家里,给他做狮子头,把对家人无处安放的爱部分地放在了他身上。然而邓美娟不知道,这是“引狼入室”。2.“红帽少年”操刀欲砍、撕碎照片、老太街头追寻少年的镜头书写,刻意模糊现实和想像间的界限,此处剪辑也跳脱开慢速行驶的节奏,影片的戏剧张力因此而增强。
然而,悬念的铺设如此之多,又该以怎样的感知体验抛出解决悬念时的社会深思呢?《闯入者》在片尾采用区别于片头的非常态化静态审视,转以快节奏逼近事实真相,以从“红帽少年坠楼”事件引发社会深思。
当红帽少年落地时,有种危险因子坠落的寓意,同时导演有意把红帽少年设置成红色记忆的代表,他的落地徒增起邓老太罪责问鼎,即祈求原谅的遥遥无期,传达出个人的消失并不能泯灭整体的无意识,所以一人的悔悟也是无法去除伤痛或者换回和解。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邓美娟表情复杂的脸上,存在更多的还是茫然的韵味,社会在进步,然而总有这么一群或一批人处于迷茫状态,他们努力前行却依旧找不到救赎的方向。
观影体验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来自视听感受,而真正带领观者进入影视世界的还是悬念生发的浮城迷事。小帅导演在《闯入者》的悬念塑造上,采用大量跟镜头制造“鬼视点”不断寻求影视语言的悬而未决;又在故事创作的结尾,打破国内大团圆结局的观影期许,采用欲罢还休的问题悬置,真正把戏剧悬念推向高潮。
“红帽危机”带给人们深思的人心救赎,预警还在继续。
三、戏剧动作对垒——“心境”变迁
传统戏剧样式中台词和舞台动作是组接戏剧的精髓,所谓人物形象都是在言行举止中或正面或相反的显露个人色彩和内心情绪。影视作品中戏剧动作的描摹同样适用,以下将从形体动作和言语动作展开《闯入者》的剖析,探寻动作背后的心境变迁。
“一般说来,冲突就是未获得解决的戏剧性动作。”[3]影视艺术里言语动作在推动情节和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打开话语制造矛盾冲突。影片中有一句魔咒一般的象征话语,即“狮子头”系列,老邓总想给家人做狮子头吃,甚至老邓把自己心心念念想做给家人吃的狮子头做给红帽少年。
“狮子头”被创作者披上如狮子般霸道的压制,同时又处于尴尬的位置,两家人面对这道菜时的选择也在细微展现出家庭环境的殷实与窘迫差别。
而未谋面的“闯入者”以电话骚扰,张军接电话说是“刘胖子……”,邓老太接电话开口猜测“老头子……老赵……”,此处显然是用对白给出信息,引出事情的真相给予更大的事件悬念。随期而至的张军和张兵兄弟俩的对话却发挥了与前者不同的效能,“老太太拼命的写他的揭发材料,后来……”。
此处对白与老邓和死去的老伴对话处相关联,“老黄打来电话说老赵去世后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通过以上对白交涉,知晓红帽少年是来寻仇的,由此,一股尘封了近40年的贵州回京风波在人物动作里才完全解码。
戏剧作品中把形体动作分为:纯粹外部动作和性格化形体动作。诸如张兵翘小指往耳后撩头发、为男友细腻的解开围裙的动作,足以传达出老邓的小儿子是同性恋。当年为了小兵能在北京落户一直难逃罪责,一辈子要强的老邓面对此刻被认为异类的小儿子,内心苦楚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对于邓老太代表性的戏剧动作可以用“一记耳光”、“一次下跪”、“两回奔跑”来总结。来到贵州的老赵家,老赵妻子旭芳给邓美娟的“一记耳光”分明提示着:历史结下的仇恨没有因红帽青年的离开而轻易消解,也只能用扇耳光的方式图个片刻痛快。
而两家被仇恨渲染的代表见面,邓老太选择以下跪的动作求得片刻心境安宁,“这一跪”因为历史的纠葛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到底是认错、忏悔、祈求对方的理解、还是给自己一个安慰?或许都是,亦或许都不是,但毕竟暗示着某种和解的表象。
“两回奔跑”都是为了罪过,一是邓老太怀着善意且要赎罪的心情提醒老赵孙子有警察来抓他,这是邓老太的奔跑;二是少年为逃脱罪责摆脱警察而逃跑,这是红帽少年的奔跑。
事情却因少年不慎坠窗,造就赎罪的行动像悬置半空中的窗户,摇摇欲坠又后悔无期。这样一段对过去的动作化剥离,我们看到的远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少年在沉沦,老邓在悔恨中接近疯癫,警察无能为力,只能化作法律的执行者,而社会也秉承不了心理康复中心的使命,它只负责接纳和呈现。
四、结论
总之,《闯入者》前半部分被现实题材编织,涉及养老、同性恋、婆媳关系的问题;后半部分梦境交替错杂,超越现实主义的心理现实主义流露出拟态世界的心灵洗礼。王小帅凭借自己以往电影里常用的平实表达方式,以碎片化的叙事细节,拼贴的电影内容,错落有致的把“闯入者”的主题意蕴表达丰盈。
其间戏剧化的情境营造,戏剧动作的传达,完成戏剧性的情节展现,悬念之紧凑,人物性格之鲜明,社会意义之深厚,都是《闯入者》戏剧化表达的强势伏笔,值得电影工作者认真推敲。
作者:全芳兵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