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代表作 顾颉刚为何不愿担任复旦“专任教授”?
顾颉刚先生曾两次到复旦大学任教。第一次始于1944年,他在重庆北碚复旦任史地系教授;第二次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复旦多次邀约,他同意出任历史系“兼任教授”。
当年复旦教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前者专司学校教职,后者可兼社会职位。1951年9月开学后,时任复旦教务长的周谷城先生亲自登门,给顾颉刚送来聘书,顾颉刚一看聘书上写有“专任”字样,颇不以为然,“予何能为”,坚持要改为“兼任”,周谷城无奈,只好改写聘书。
1952年9月,高校院系调整,复旦拟争取顾颉刚做“专任教授”,但他仍坚持“兼任”,并连续请假两年,直到1954年8月离沪北上,赴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其后一直在京。
顾颉刚为什么不愿做复旦“专任教授”呢?
按照公开的说法,顾颉刚不愿“专任”,是因为他家离复旦较远。
顾颉刚女儿顾潮编著的《顾颉刚年谱》称:“1951年9月,复旦大学聘为专任教授,以道远未往,故改兼任。”顾颉刚自己也说:“我因住居徐家汇区,离江湾太远,所以和校长陈望道说明,未开课程。”(顾颉刚《在解放后的大事记》)
当年,从上海市中心到地处东北角的江湾复旦,交通确实不便。早在1946年11月,时在复旦任教的顾颉刚寓居虹口,为了上完因复旦复员返沪拖延的全部课程,他不得不匆匆赶到江湾,先在复旦嘉陵村(今复旦第四宿舍)“找屋”住下,然后再突击授课一周,完成教学任务。不久,他向章益校长提出辞职,“道远”即是理由之一。
顾颉刚第二次赴任复旦前,其主要职位是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和诚明文学院(后并入上海学院)教授。其时,顾颉刚已定居武康路280弄9号,大中国图书局设在四川北路仁智里,他从武康路到四川北路去,“……需时一小时许,来回便耗三小时,而车费亦须五百元之谱。
一月合计实一大支出也。”(《顾颉刚日记》1949年3月2日)若从武康路到江湾复旦,路途更远,两处无直达公交线路,坐人力车再换乘公交车,来回少说也得花四五个小时——校址偏远、交通不便,确实给顾颉刚带来烦恼。
不过,在我看来,顾颉刚拒做“专任教授”,并不仅仅因为交通问题。
顾颉刚当年在北碚复旦任教时,交通境况更为恶劣。他寓居嘉陵江南岸的吉林路,而复旦却位于嘉陵江北岸的夏坝,每去上课办事,他必须搭船渡江——渡船其实就是舢板,既不准时更不安全,顾颉刚虽屡有抱怨,却坚持一周两次早出晚归,从不缺课。到了上海之后,去江湾复旦虽远,但毕竟安全无虞;更何况后来诚明文学院校长蒋维乔答应将自己的车给顾颉刚用,交通难题似可迎刃而解。
真正让顾颉刚坚持“兼任”的,恐怕与薪资收入有关。之前,顾颉刚就是北碚复旦“兼任教授”,他的收入来源,除了教书和稿费外,主要依靠大中国图书局的薪水和股份。抗战胜利后,大中国迁到上海,顾颉刚原来设想,辞去“兼任”教职,专做书局企业,大干一场,“可以一心一意编出几部书来”。
然而,后来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我的薪水一减再减,打了一个对折,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只得兼教书……”(顾颉刚《我怎样进了商界》)他后来“兼任”诚明文学院等教职,实出无奈。自始至终,他都不愿意放弃大中国的职位和股份。
1952年9月,顾颉刚所“兼任”的上海学院被撤销,教师分配到各高校。他在日记里叹道:“华东学委会分发予至复旦,作专任教授,如此,则大中国只得全部放弃,……只此一份薪水能顾我全家生活乎!”(《顾颉刚日记》1952年9月21日)后来,他经过打听,原先在上海学院“兼任”的仍可在复旦继续“兼任”,他才“闻之心定”。
除此之外,顾颉刚不愿做复旦“专任教授”,可能还因为他与历史系个别教授关系微妙。因此当胡厚宣最初转达复旦邀约时,顾颉刚婉言谢绝:“予现任大中国及诚明职,不为人所注目,亦足苟安。若任职复旦,则众目所集,将使予生活不得安宁矣,却之。”(《顾颉刚日记》1949年10月14日)后来,顾颉刚答应赴任,却一再坚持“兼任”,似也为了避免“众目所集”。
1951年9月顾颉刚任复旦“兼任教授”后,因学生参加土改并未开课。直到1952年2月,他才正式开讲“中国民族史料”课。兼课不足两月,复旦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他的课又暂停。同年高校院系调整,顾颉刚于10月8日面晤陈望道校长,要求请假一年,“明秋到校”,并希望学校为他寻找能“容纳十二人之住屋及书籍五万册之书库”。
次日,他又致信陈望道:“刚明秋住校后,即当一心一意在复旦服务,不再兼任外间工作。”陈望道同意了他的请求。
然而,1953年秋,因种种原因,顾颉刚并未应诺到校,又提出再请假一年。不过,在请假期间,顾颉刚还是与复旦保持了密切联系。1953年春,他应历史系邀请,为学生介绍苏州历史;并和谭其骧、胡厚宣一起,带领复旦历史系学生到苏州访古考察。7月,胡厚宣率领复旦学生参观市立博物馆,顾颉刚亲自做讲解和导览。1954年6月,他还到复旦历史系,演讲“我的治学经过”。
一年以后,顾颉刚离沪赴京。至此,他担任复旦“专任教授”一事,终未能实现。
